梁启超的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

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图书馆学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民国十一年（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

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

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文学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