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双重变奏

在20世纪法国思想版图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始终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坐标。他以“语言和风格的美妙国度”为战场，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浪潮中穿梭，用符号学、文本理论、神话分析等武器，拆解了文化、文学、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密码。这位终身未婚的学者，用思想的锋芒在学术史上刻下两道清晰的轨迹：结构主义的奠基者与后结构主义的先驱者。

一、结构主义时期：符号学的“考古学家”

巴特的结构主义思想，根植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传统。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是他向结构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在这部由54篇短文组成的著作中，巴特将“神话”定义为一种“二级符号系统”：第一层是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如“玫瑰”指“花”），第二层则是社会将“玫瑰”转化为“爱情”的象征，通过这种“自然化”过程，意识形态得以隐蔽地传播。例如，他分析法国杂志封面上的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指出这一图像通过“能指”的组合（士兵、国旗、军礼），构建了“法兰西帝国是文明传播者”的“所指”，掩盖了殖民统治的暴力本质。

1964年，巴特在《图像的修辞》中进一步拓展符号学边界。他提出，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颠倒：文字不再是图像的解释者，反而成为图像的“寄生物”。例如，广告中“新鲜”一词的字体设计（如手写体、倾斜角度）本身就在传递“自然”“健康”的隐喻，文字的意义被图像的视觉修辞重新编码。这种分析为视觉传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影响了后世对广告、电影、摄影的符号学解读。

1970年出版的《S/Z》是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巅峰之作。他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为文本，将其拆解为561个“代码单元”，并归类为五种代码：阐释码（情节逻辑）、语义码（文化常识）、象征码（深层隐喻）、行动码（人物行为）、文化码（社会规范）。通过这种“显微镜式”的分析，巴特证明：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赋予，而是由读者通过解码过程重构。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文学批评对“作者意图”的崇拜，为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提供了方法论范式。

二、后结构主义转向：“作者之死”与文本的狂欢

1967年，巴特发表《作者之死》，成为他向结构主义告别的宣言。受德里达解构主义影响，他提出：作者并非文本意义的源头，而是“现代抄写员”，其功能仅是将语言组合成文本。一旦文本完成，作者便“死去”，意义由读者在阅读中生成。这一观点彻底解构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作者中心论”，为后结构主义铺平道路。例如，在分析《红楼梦》时，巴特会拒绝探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而是聚焦于文本中“黛玉葬花”“宝玉摔玉”等场景的符号系统，分析它们如何通过反讽、隐喻等手法，构建出“封建末世的挽歌”这一多重意义网络。

1973年出版的《文本的愉悦》进一步深化了后结构主义立场。巴特区分了“可读文本”（封闭性、单义性，如侦探小说）与“可写文本”（开放性、多义性，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属于“可写文本”，其魅力在于读者可以参与意义的再生产。例如，阅读《哈姆雷特》时，读者会根据自身经历，对“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产生不同解读：有人看到哲学沉思，有人感受到行动迟疑，有人联想到现代人的存在焦虑。这种“文本的狂欢”打破了作者权威，使文学成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意义游戏。

三、双重变奏：从“科学的批评”到“身体的写作”

巴特的思想轨迹并非简单的线性演进，而是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交织。早期，他以“科学的批评”为目标，试图用符号学建立客观的文化分析框架。例如，在《流行体系》中，他通过分析1950年代法国时尚杂志的服装描述，揭示“书写服装”如何通过语言修辞（如“优雅”“简约”）构建消费欲望。这种分析强调符号系统的逻辑性，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形成呼应。

然而，随着母亲去世（1977年）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巴特的思想逐渐转向“身体的写作”。在《恋人絮语》中，他放弃传统学术写作范式，以碎片化、主观化的方式，记录恋爱中的语言游戏（如“我爱你”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漂移）。这种“身体经验”的介入，使他的理论从抽象符号分析回归到具体生活情境。例如，他分析“情书”中的“我爱你”时指出：在匈牙利语中，这一表述无法被拆解为“我”+“爱”+“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伴随特定情境（如约会时的紧张、分别时的眷恋）产生意义。这种分析将语言与身体经验紧密结合，为后结构主义增添了情感维度。

四、思想遗产：从法兰西学院到全球学术场

巴特的影响力远超法国国界。1976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首位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其课堂座无虚席，听众包括学生、游客甚至退休老人。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安·麦茨将符号学应用于电影分析，开创了电影符号学；福柯在《词与物》中借鉴巴特的符号系统理论，分析知识型的历史变迁；德里达则通过与巴特的对话，完善了解构主义理论。

在中国，巴特的思想同样引发广泛共鸣。20世纪80年代，他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影响了新一代文学批评家。例如，汪民安在《谁是罗兰·巴特》中评价：“巴特构建了一个语言和风格的美妙国度，在这里，文本是自由的，读者是至高无上的，意义是流动的。”这种评价精准概括了巴特思想的核心：对传统权威的解构，对多元意义的开放，对个体经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