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理财实践活动

梁启超的财政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民国初年。

任公素抱经济立国、法律治国、教育兴国之宏愿，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当时各界公认的思想领袖。他自视甚高，尝言“非国务部长不做”，希冀以自己的满腹经纶为手术刀改造中国，希冀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彻底整顿财税乱象，来挽救已临破产之境的中国财政，使其“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骨肉之”。在他有限的几次亲手理财的实践中，运气实在不济，屡遭挫折，屡败屡战。

民国二年，熊希龄组阁，聘任公为司法部长。据传，熊总理曾立主以任公为财政总长，因袁世凯持异议而未成。袁认为梁乃书生一个，“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袁氏不允其任财政总长。

财政总长没当上，但任公通过整理财政而救国的痴心不改，煞费苦心地继续研究他的财政学，探讨了大量学术问题。

他说：“令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全国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并依据实际需要，提出了有名的“十三对策”。十三条对策中，外债与节俭为治标之策，整顿币制与扩充税源为治本之策。任公认为，权衡间应以治标入手，最终达到治本之目的。他说：“令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全国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

民国三年二月，熊希龄聘任公为币制局总裁，有意借重他在币制上的见解和影响。任公对这个职务也是认真的，尝曰：“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可惜，因积弊过重、时局多变，改革难成，不得不在当年十二月辞职了。

币制局设于天津。天津自北洋起就是全国的造币中心。1886年12月开始，东机器局负责铸造铜元和银元，地理位置在河北西窑洼，就是今天的大悲院附近。1905年6月以后，户部造币总厂也开始铸造铜元、银元和金币。

1912年壬子兵变，两个厂都遭到焚劫，损失惨重，后复办，两厂合并为造币总厂，直属财政部管辖。1914年2月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后改为局属，厂长由前中国银行行长吴鼎昌担任。

总裁任上，任公一如既往，极为重视财政金融资料的整理，上任之初即命厂长吴鼎昌组织编写造币总厂史。当年12月，任公因币制改革难于推行而断然辞去此职，此时正逢吴鼎昌的厂史完稿，任公坚持审定完毕再行离开，并亲笔题写书名：“造币总厂报告，民国三年。梁启超署检”。

该报告分沿革、组织、厂基、机械、物料、厂员之管理、匠徒之管理、事务上之整理、会计之上整理、公务之上整理、化验之上整理等十一章，附图表，约5万字，由天津华新印刷局印制，是后人研究天津造币史的珍贵而详实的资料。此后，币制局因任公辞职而被裁撤，造币总厂仍归财政部属辖。

虽有行政职务在身，任公仍不改书生本色，继续学术研究并撰写论文。1913年9月发表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一文，对整顿税制、金融、国库和实业交通等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1914年2月又发表了《币制条例之理由》、《整顿滥纸币与利用公债》等文，主张实行货币、银行和公债三位一体的政策方针。

他还大力提倡节俭行政费用，在《治标财政》和《军事费问题答客难》文中指出，财政“岁出浮滥之为患”，“应从军费着手”，因为它占据着50%以上的行政支出份额。任公历来主张实行“减政主义”，即缩减支出、裁并机构、改编军队三者并行，力争做到“署无滥缺，缺无滥员，员无滥俸”。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意见或设想很难实现，大部分落空了。

1917年7月1 日，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企图恢复清末旧制。梁启超支持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进举行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最后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7月12日，张勋复辟宣告失败。7月14日，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从天津返回北京。7月，段祺瑞新内阁组成，梁启超被授以财政总长的职务。

任公认为，内阁中很多都是“研究系”的人才，与他们共事，并依靠段祺瑞的力量，有可能实现自己十多年来的宪政理想。

此外，任公也有“私心”一桩——多年来一直想运用自己的知识改造中国财政，扭转中国财政经济衰败的状况，改善国计民生，实现国富民强的心愿，于今如愿以偿，对于这一任命甚感欣慰。

7月30日，《申报》报道了刚刚入阁担任财长的梁启超参加宪法研究会大会的消息：“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独大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

对此，任公自己的说法是：“洪宪以后，我本不想再入政界，不过当时一来因段芝泉（祺瑞）组阁，不得不与之合作；二来见机会太好了，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

1917年 7月19日，梁启超致电身在南京的冯国璋：“南京大总统钧鉴：七月十七日敬承策令，俾长财政，感悚莫名。启猥以疏才，膺兹重寄，艰虞所迫，义不容辞，已于效日就职，顾念邦基再奠，国计维艰，此后因时阜用，端秉训谟，敢竭股肱，以期康济，除正式呈报外，特此电闻。”

同日，梁启超致各省督军、省长：“启超奉令管领财政，业于七月十九日就任视事，自顾辁才，惭膺艰巨，国基再奠，筹济攸资，伏盼中外一心，共支危厦，尽言匡诲，时贲良规，俾启超得以罄智效忠，借纾国计。特此电闻，伫候明教。”

新任财长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清末弊政未消，中央软弱无力，地方军阀割据，财权匹配失当，币制紊乱，外债负累。财政赤字，民国六年达六千余万元，可是每年外债偿还本息即达七千余万元，预算的三分之一要作偿债之用。币制方面，央地发行之兑换券，皆因准备金不足而导致币值下跌，通胀失控，物价飞涨，百姓负担甚沉重。

梁启超总长上任后，立即拟定了一个周全的财政计划，并拟写了银行条例等文件，提出了借缓付庚子赔款和日本的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中国币制的设想。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研究和调查工作，写了多篇文章，如《梁任公之主张整理关税》、《公债司拟利用缓付赔款办法稿》、《财长任内整理中交两行钞票发行法稿》、《整理币制办法大纲稿》等。

然而，原本雄心勃勃的梁启超在财政总长任上却干得并不顺利。

一是财政入不敷出，此情清季即已严重，民国初年，各省解款基本停止，中央财政赤字庞大，民国六年达到六千余万元。由于国库虚空如洗，实现整顿中国财政的计划便显得渺茫。

其二是军费继续增加，财政不堪重负，赤字越来越大。“不能有所施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段祺瑞的西南用兵政策，消耗了北京政府所有的财力。段氏用兵期间，军费庞大，加之各省军人不仅截留解款，进而藉故向中央需索，几使中央濒于破产。”段祺瑞政府信奉的是“武力统一”，财政根本无法负担起巨额军费，入不敷出，最后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也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上下一心都同意改革财政，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况且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仅四个月后，11月18日，梁启超便呈请辞去财政总长职务。他在辞呈中谈到：“复任以来，竭智尽力”，“虽规划略具，而实行维艰。”梁启超决意去意已决，11月30日，获准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告别政坛，前后只做了几个月的财政总长，“虽满腹理财经纶，殆无施展之余地”。

任公在政坛的遭遇，盖为政治环境恶劣，武人跋扈所致。史传徐树铮等人暗中鼓动地方军人鼓噪，截留中央税收，并不断伸手索财，无奈之下，只得把财政部的部分裁断之权让渡给陆军部，财政部成了虚置机构。当然也不宜否认段祺瑞政府在西南方向用兵，以武力谋求统一的政策，把段政府几乎所有的财力都消耗光了。

任公担任财长虽短暂，仍不失时机地鼓励民间实业的发展。

1912年，刚刚从日本学成回国的范旭东找到师友梁启超，谈了自己投资生产精盐的想法。任公热情支持，带头筹资。

1915底，“久大”公司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精盐。时承清盐政旧制，销售权归盐商把持，久大产品运销受其钳制，原料渠道亦被阻断。紧急关头，又是梁启超出面鼎力相助。

1917年，财政总长及盐务署督办梁启超下令，久大产品进销扬子江一带五个口岸，进而扩至长江流域之湘、鄂、皖、赣地区无阻，久大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中国近代史上，久大精盐的地位非同小可，有了它，才结束了几千年中国人“食土民族”的历史。其间，任公之功不可没。

辛亥之后，任公进退于军阀官僚、奸雄宵小之间，政治抱负一再受挫。担任最后一任国务大臣，奔走欧洲各国，为改变中国羸弱的形象而呼号，然而，外交梦随着他的“财政梦”而破灭。在梁启超与财政发生的几次关系中，每次都无法实现自己改革中国财政与币制的设想，最后都只能无奈地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