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发生后，宋神宗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乌台诗案”是一场非常标准的“文字狱”，受到牵连者众多，它从一开始就被炒作成为一场敏感的政治事件，也让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左右为难。宋神宗左右为难的根源在于：新党要置苏轼于死地，且拿出了各种证据，但是另一方面，许多朝中大臣都站出来为苏轼求情，那么究竟是“于情”还是“于理”，这是让宋神宗颇感为难的一点。

这不是简单的宋神宗想不想杀苏轼的问题，而是两个政党以及皇帝之间的博弈。宋神宗想杀苏轼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偏偏有一群人在他耳边请求他不要杀，又有另一群人在他耳边请求杀掉苏轼，究竟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掀起一场政治地震。

乌台诗案背景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但是却让朝廷分成了两个党派。一个是支持变法的元丰新党，一个是保守的元祐旧党，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守旧官员的反对，苏轼并不全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对变法内容中的青苗法、食盐专卖法表示反对。

在当时的形势下，朝廷中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支持王安石，为了使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王安石被迫启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这些个人品格多有问题的官员，同时对保守派官员多有打击，苏轼就在其列，当时新旧两党之间的对立情绪十分严重。

而“乌台诗案”正是这种对立情绪的爆发。

劝杀派

“乌台诗案”最初是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时，写了一篇奏折《湖州谢上表》给宋神宗，表示对神宗的感谢。但是直到七月，御史台才开始弹劾苏轼，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变故，恐怕是有心人在其中操作的结果。

御史台的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从这篇奏折里挑选了一句话弹劾苏轼，即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官员们抓住“新进”、“生事”两个字眼弹劾苏轼妄议朝政，攻击朝廷，其中的“新进”被解释为新启用的变法人士，“生事”则是说他们改变祖宗之法，滋生事端，其实就是在隐晦但又明确的表示自己和变法派的立场问题。

神宗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对这件事严查，苏轼当即从湖州被押解回到都城拘押在御史台。

很快御史官员们就从苏轼的诗歌中找到更多讥讽朝政的证据：在《山村五绝》里苏轼写“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苏轼承认是抨击青苗法，其依据是青苗法是一种宋代国家贷款政策，在每年的春夏之际由各地官府贷款或贷粮给农民。

由于在最开始执行的过程中，发生过官府把粮仓里的粮食一股脑全贷出去，结果到了灾荒之年无粮赈灾。因此规定必须要留一半在粮仓中，而苏轼此诗句中的“一年强办在城中”就和青苗法扯上了关系。

此外，在《山村五绝》组诗其三中，苏轼又写“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后来苏轼承认这是在抨击食盐专卖法，这是因为当时盐法普遍存在“价贵质低”的现象，因此很多百姓都不愿购买这种食盐。

凡此种种，苏轼最终都选择了承认，御史台在收集了大量有关于苏轼抨击、非议朝政的证据后，就开始向宋神宗上奏请求处死苏轼。但当时大理寺给出的审判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这对李定等新党人士来说当然是极为不满的。

苏轼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李定他们正要借此机会对旧党进行打击，所以当大理寺的审判结果出来后，李定等人继续上奏说“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意思就是苏轼做的这些事情影响非常不好，不杀不足以平息事端。

但根据大理寺的审判结果，苏轼原本只需要被流放两年即可，但当时宋神宗发布了徒刑释之的赦令，所以苏轼本来是可以避免被处罚的。李定他们绕过大理寺的审判，坚决要求处死苏轼。

劝免派

面对御史们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时的很多的大臣都参与到营救苏轼的行动中来，这让本就犹豫不定的宋神宗变得更加为难。

宰相吴充向宋神宗上奏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如章惇、王安石都出面为苏轼求情，这些大臣为什么如此积极地营救苏轼，除了说当时苏轼的名声，文采不错外，还和宋代对士大夫的重视有关。

重文轻武的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风气

宋朝是典型的文官治国，宋太祖赵匡胤还留下过遗嘱：“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祖宗的誓言以及宋代的政治风气也是影响宋神宗做决定的一个因素，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除了皇帝不能轻易杀大臣以外，大臣也不会让皇帝轻易杀人。谈到这个风气，就不得不谈谈发生在宋神宗身上的一件事。

据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就记载了宋神宗想要杀死一名小小的漕官，却遭到反对的事情：“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可见在宋代那种士大夫被赋予极高的政治地位的背景之下，宋神宗想要杀死一个小小的漕官都会引来大臣们的反对和议论，何况要杀死苏轼这种重量级的文坛人物呢。而且就内心来说，宋神宗也不想杀死苏轼。

王安石隐居金陵时，宰相王珪附和着旧党建议处死苏轼，并以苏轼所做的一首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为借口说苏轼有不臣之意，宋神宗予以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新党人士章惇也在一旁解释说：“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

可见当时的宋神宗就内心来说是不愿处死苏轼的，再加上隐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奏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劝说宋神宗：“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这件事说的就是宋仁宗当年对苏轼两兄弟的评价，最终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宋神宗最终才没有杀苏轼，仅仅以贬官黄州为处理结果，最终制止了这一政治事件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没有演变为后来像“车盖亭诗案”那样波及政坛的政治事件。

即便如此，也有三十多位官员受到牵连，其中最严重的如驸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苏轼的朋友王巩也被发配岭南，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降职处理，其它官员以司马光为首的都做出了相应处罚红铜二十斤的处理。

而这个处理结果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肯定是大失所望，而这件事对于苏轼的影响也是转折性的，从此以后颇有一丝看破红尘的意思，因此在黄州时自号东坡居士，对世俗开始表现出淡泊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