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光绪三十一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新文体

“新文体”指近代梁启超所创散文新体。19世纪9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报刊文章写作上取得了突破，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或称“报章体”。其基本特征为：平易畅达、语言丰富（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杂用）、笔调自由（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句法参差多变，常用排句及偶句。

梁启超文章，特别是他在《时务报》和《新民从报》上发表的时事政治评论，充分地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因此，人们也称这种“新文体”为“时务体”、“新民体”。这种文体服务于改良运动，一时风靡全国，开五四白话文运动先河。

梁启超既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又是新文体创造者。他在戊戌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

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他的这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胡思敬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这种略有变革的文体成为我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桥梁，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文体的文学特点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点，首先是比传统的古文语言通俗，条理明晰，所谓“平易畅达”；其次，它不避俚语俗言，并吸收外国语法，不分骈散与有韵无韵，所以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再次，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纵笔所至不检束”，思想新警动人；最后，笔锋充满感情，往往用铺排的笔墨以加强文章的煽动力、感染力。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以其思想之新颖、形式之通俗、艺术上之魁力，影响几乎整整一代人，也对“五四”文学革命有着影响。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