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史学革命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西学东渐，西方史学著作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有各国历史，也有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在此影响下，出现了“史学革命”。主张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即研究历史要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代表人物是梁启超。

新史学

新史学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

反对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年鉴学派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像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

新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

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新叙述史

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

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

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

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