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每当一提起这个,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诗和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双绝”,相比较而言,词因为诞生之初是起于市井曲调,创作风格更通俗,更受底层人民的欢迎。

词的巅峰期在宋朝,宋词和唐诗并列,而宋词的广泛传播,以及创作风格、内容、题材等逐渐变得符合百姓阶层的口味,离不开宋词大家“柳三变”柳永的努力。
不过,柳永变得更专注词的创作,是不得已而为之,宋朝读书人的人生最大抱负,其实是希望能科举高中,进而为官造福一方,青史留名。
但柳永在50岁之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从未考中。
由此,对中举出仕慢慢绝望的柳永,只得沉溺于勾栏、娼馆、酒楼之间,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当然,也是为了生活。
柳永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词的创作,开创了宋词中的“俚俗词派”,将宋词口语化、通俗化,使得宋词成为连大多数百姓都能懂的文化形式。
柳永的“俚俗词派”,最初是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排斥的,而且,连皇帝也厌恶他写的词。
这是因为,柳永在写这类词时,用了大量的艳俗语句,虽然更符合当时的市民阶层的口味和喜好,特别脍炙人口,却被曲高和寡的士大夫们所不容。
在柳永之前,宋朝文人写的词,还都是比较高雅的,即使传播出去,也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根底,才能看得懂、听得懂。
这就好比今天相声界的高雅和俗气之争。
不过,人民群众的传播力量,显然大过曲高和寡。
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也帮助了柳永的“俗词”的传播。
柳永生于宋太宗年间,到他21岁时,北宋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之间再无刀兵之忧,世界一下变得和平起来,这是自唐末以来,难得的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催生了老百姓对于文化、艺术方面的需求,这也是北宋成为历史上在文化方面建树最大的朝代的原因之一。
因此,柳永的创作高峰期,正好遇上极好的大环境,即使他写的某些词,挤不上士大夫的饭桌,也有足够的中、低层市场来容纳。
最重要的是,当发泄完了“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闹骚后,柳永的词开始慢慢抒情。

抒情的词,被老百姓高度接受,特别是青年人的接受程度最高。
想想我们的当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社会青年、学生们,对港台抒情歌曲的欢迎度,就能知道,抒情绝对是一柄大杀器。
而且,在北宋中期,远离战争的环境下,生活如此美好,抒情的词慢慢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比慷慨激昂的词更有市场。
柳永的词,或许艳俗,或许不高雅,但正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等等抒情词句,刚好让“澶渊之盟”后闲着没事干的宋朝人的小心思被触动。
有了抒情的衬托,柳永的词才能被广泛传播和接受,这一点就足够他享用了。
至于他对“慢词”的创作、推广,对词的曲调、词牌等的贡献,那是文学大家们去欣赏鉴定的,跟老百姓的欣赏能力无关。
当时的宋朝市井百姓要的词,就是通俗易懂,符合心境,符合心理幻想,这些,在柳永的词里,全都有。
实际上,柳永写的词,正好是让词回归到本性,词这种艺术形式在被创作出来之初,本就是流行于民间的市井曲调。
初唐时,当时的文化人还看不起词,中唐时,部分文人开始把词这种艺术和创作形式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但采用的语句都是比较高大上的。
至宋初时,依旧是如此,如南唐后主李煜,他写的词就比柳永写得更好,但显然,“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意境,不会有几个市井百姓能理解。
是柳永的词让上到士大夫,下到市井百姓,都开拓了新的视野。
总的来说,柳永的词能广受市井百姓的欢迎,能成为许多宋代文人效仿的榜样,能广泛传播,所依靠的,首先是和平的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其次是风格上抒情。
就好像清朝文人宋翔凤在其所著写的《乐府余论》中,评论宋朝“慢词”(柳永写的词,绝大多都是慢词)的兴盛时,对其兴盛的主因,就是写的“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戏,竞赌新声。”
和平、富裕的环境,才能容纳柳永的抒情词。

有了这个前提,进而才是“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妓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在柳永创作的基础上,然后“(苏)东坡、(秦)少游、山谷(黄庭坚)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如果柳永是生活在南宋,他的抒情词,大概市场容纳度要小得多,南宋适合陆游、辛弃疾这样的爱国、苍凉、豪迈派。
柳永50岁时,因宋仁宗为安抚那些大龄屡不中科举的读书人,刻意放宽科考尺度,终于得中进士,成为一名大宋官员。
但他的年龄,已经注定使得他无法在官场上走得太远,为官十六、七年,到退休时,不过是个屯田员外郎(品级大概在五品到六品之间)。
他的才华,也早在盛年时,全献给了词。
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词从高雅变得通俗,让词从文化人的曲高和寡中,走向了民间,更多人的喜爱,才促进了更多读书人去写词,宋词的巅峰,由他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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