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大炮什么时候出现的?

说起红衣大炮，其实指的就是17世纪欧洲国家所制造的前装式滑膛炮，我国最初称之为“红夷大炮”，这个“夷”其实是指当时我国人对于外族的一种蔑称，当时将穿着红色军服的荷兰军队称之为“红夷”，这类火炮也就被称作“红夷大炮”了。

外来的利器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国家来到中国，他们所携带的早期大炮“佛郎机”，令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称其为“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16世纪后期，欧洲的火器制造技术出现了巨大飞跃，火炮铸造有了较为精确的设计数据，而且火炮装上了炮耳，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因此,17世纪初荷兰人到来后，中国第一次接触世界先进水平的火器，荷兰人“所恃惟巨舟大炮，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其威力令当时已被明朝军队普遍使用的“佛郎机”炮相形见绌。

“红衣大炮”进入明朝人的视野没多久，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后金，起兵反明。1619年，四路明朝征讨大军在萨尔浒之战中一败涂地，令明廷朝野震惊。面对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势，以精通西学的徐光启为首的一些大臣认为，“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积极主张引进“红衣大炮”

尽管明军在与荷兰人的冲突中也缴获过“红衣大炮”，但数量很少。明朝引进“红衣大炮”的对象，是葡萄牙人。自从1557年起，葡萄牙人以“船遇风暴，货物被水浸湿，请求借地晾晒货物”为借口，获得在中国澳门的居留权。时间一长，明朝逐渐习惯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

葡萄牙人不仅每年交纳2万两银子的税金和500两地租银，对广东地方官行贿，还出兵帮助明政府镇压叛兵。另外，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为了防止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对手的侵夺，澳葡当局在澳门筑有大小9座炮台，还建有被远东的葡萄牙人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的卜加劳铸炮厂。该炮厂制造了大量各式大炮，使澳门成为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基地，这也为中国引进“红衣大炮”提供了便利。

1621年，明朝从澳门购得26门“红衣大炮”，并很快调往东北对抗后金，在那里，“红衣大炮”开始了它的传奇!

战场扬威

1626年2月，努尔哈赤率麾下13万八旗劲旅猛攻宁远城，此时的宁远守将袁崇焕手下只有守军1万人。无论是双方既往的战绩还是兵力对比，这场战事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但袁崇焕却显得信心十足，因为他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就是11门“红衣大炮”，胜负的天平就此改变。

当时，后金军队已经摸索出一套对付明军火器的战术，具体步骤为，第一批攻城部队使用牌车，就是一种覆盖着牛皮的巨大盾牌，后面跟着弓箭手掩护下的登城队，利用牌车抵抗住明军的首轮火器的攻击，攻城部队快速将云梯架上城头，不等明军第二次开火，攻城部队快速登上城墙城墙。

从辽阳到广宁，在辽东战场上，这套战术屡试不爽，但在宁远城下却遇到了“红衣大炮”。布置在宁远城头的11门“红衣大炮”“依次循环开炮，每一炮便可轰倒100多人，城外的后金军尸积如山。按照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不清楚这种新式火炮，蜂拥而至遭到红衣大炮的重创，登时他们就作鸟兽散”。宁远之战，努尔哈赤的不败威名被“红衣大炮”击得粉碎。

“红衣大炮”的巨大威力，令明朝喜出望外。“凭坚城用红衣大炮”也成为明军应对后金进攻的惯用方法。尝到甜头的明朝开始对“红衣大炮进行大量仿制，仅仅是徐光启在崇祯3年的2月至8月间，就仿制了“红衣大炮”400余门。至1644年明朝灭亡时，已造出各类“红衣大炮”上千门。

另一方面，吃到苦头的后金也意识到拥有“红衣大炮”的重要性。1631年，后金成功仿铸西洋大炮。皇太极将其定名为“天祐助威大将军”。后金随即组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即炮兵部队!由于后金统治者忌讳“夷”字，故将名称改成了“红衣大炮”，并沿用下去。同年8月，后金军队在大凌河之战中首次使用“红衣大炮”。在围攻明军坚固要塞于子章台时,6门“红衣大炮”“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扰不能支，乃出降”，后金大获全胜。

后金“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以骑射起家的后金军时竟有了“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的感慨。到了10年之后的明清松锦决战时，清军用数十门“红衣大炮”连续轰击锦州、塔山等要塞城堡。清军的炮火“直透坚城，如推朽物”，将城墙轰塌20余丈，步兵趁势从缺口杀入，塔山就此失陷。清军也逐渐采用了——先用重炮轰倒城墙，为骑兵、步兵冲锋开辟道路的战术，明朝守军对此手足无措，关外重镇相继失陷。

松锦之战后，明清“红衣大炮”的数量对比已经完全反转，山海关外的明军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还有十几门“红衣大炮”。反观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甚至很短时间就铸造出35门神威大将军炮。此炮以铜铸造，铁心铜体，前细后粗，长2.83米，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堪称当时世界威力最大的火炮!

正因为“红衣大炮”在攻城略地中的巨大作用，清廷入主中原后，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

“夷器制夷”

康熙即位后，战事频仍，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因此，清代对“红衣大炮”的生产也达到巅峰。康熙一朝就造炮900多门，工部下设的火药厂每年的生产量达25万余公斤。从康熙13年(1674)到28年(1689)，光是比利时传教南怀仁就为清政府制造火炮566门，中国当时的火炮技术毫不逊色于西方!

17世纪中期以，沙皇俄国频频骚扰中国北疆，1685年，康熙帝出兵收复沙俄盘踞的雅克萨，在出征的清军队伍中,20门“红衣大炮“非常引人注目。这20门“红衣大炮”里，包括8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与12门“神威将军”炮。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是一种青铜铸造的大型长管攻城炮，是南怀仁在康熙15年(1676年)为清廷督造的第二批大炮，共52门，重达1000公斤，铁制炮弹重4公斤火药装药2公斤，大炮用炮车装运，而“神威将军”炮可谓是前者的“缩小版”，这种轻型长管攻城炮是在康熙20年(1681年)铸造的，重195公斤，铅弹重8两，火药装药8-9两。

当时俄军已在雅克萨苦心经营多年，建起一座欧式堡寨。堡寨为木制，有内外两层，内堡平面呈长方形，长约40米，宽约28米;外堡长约94米，宽约85米;城堡有上下两层射击孔。木墙还前有宽4米，深3米的壕沟。但在清军的两种“将军炮”面前，雅克萨的木制城墙和塔楼都被炸毁，炮击只进行了3天，城中的俄军就向清军乞降。曾经凭借火器的威力横扫整个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万万没想到，在雅克萨会遭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下场。

面对清军“红衣大炮”准确而猛烈的炮火，在史料里，俄国人不仅夸大其词地宣称清军拥有150门野战炮和50门攻城炮，甚至一度坚持认为，在清军操作这些“欧洲造大炮”的是一些换上了中国服装的“欧洲雇佣兵”。

必然的没落

尽管“红衣大炮”帮助大清帝国取得了赫赫武功，但在清朝统治者的内心深处，“骑射乃满洲之根本”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连虚心向传教士学习过西洋科技的康熙皇帝也曾经说过，“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雍正继位后更是强调，“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清代火炮的发展就此停滞。

而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中西礼仪之争”，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也使得“闭关锁国的”中国断绝了吸取西方科技的唯一渠道。在欧洲国家经历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的同时，清朝的火炮制造技术仍然停留在明末清初的水平。

1792年，大英帝国马戛尔尼使华，在英国送给乾隆的礼物中，就有英国的舰炮模型，大清君臣对此毫不重视，乾隆将这些礼物封存。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当年英王送给乾隆的火炮，仍然堆积在那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军，火炮至关重要。但清廷拿得出手的2门“红衣大炮”，竟然还是康熙57年(1718年)的设计!清朝的军队，就是用这种祖父级的“红衣大炮来迎战在火炮理论、炮身铸造、炮膛精度、发射弹药、炮弹、射程、机动性等方面全面占优势的英军。焉能不败?至于英军使用了“开花弹”，令当时仍沿用实心球形弹的清军，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再次开始引进仿制西洋先进火炮，古老的“红衣大炮”逐渐被清军淘汰。公元1908年，风雨飘摇的清廷进行了最后一次祭炮典仪，祭“红衣大炮”之神，颂其“钦天命而无私，助扬威武，有功国家”，为“红衣大炮”的历史，唱响了最后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