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外债问题的思考

任公学识渊博，对公共财政的研究颇有深度，称他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财政思想家也不为过。在他三十余万字的财政论著中，运用民主、宪政和法治的思想和西方经济学理论，逐一分析中国久已存在、根深蒂固的财政问题，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对税收、预算、国债、市场、企业管理等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

1904年，梁启超推出了自己的新著《中国国债史》，这是中国第一部外债史著作。他在书中说：“中国自古无国债”，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巨额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供应，只得被迫向列强借款，“遂开借外债之例”。

到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余额累计已达12亿两白银。

梁启超指出：若“无外债之可借，则十年以来，国既亡久矣”，这是因为“政府所需之款项，骤增于前，而无术以取给，势不得不加赋税。赋税骤加，则民惊扰而怨言，揭竿斩木，所在皆是”，而清政府正是因为举借外债，才得以苟延残喘，延续了自己的统治。

但是，梁启超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外债本身造成，而是清政府的腐朽政治所导致的。外债只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手段，运用得好有利于借债国经济的发展，运用不好则起完全相反的作用。

他以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国的事例，论证了这些国家是如何通过大量举借外债实现强国富民的，指出：“外债之本质，非有病也。即有之，其病亦微，而非不可治。天下事弊恒与利相缘，岂惟外债。而外债之特以病闻者，则政治上之病而已。”

在梁启超看来，国民经济总体上与私人经济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因自己的经营资本不足而借贷，只要经营得法，所获盈利便可以逐年还本付息。同样，国家在发展中，如果国民资金力量不足，就应该也可以借债用作发展资金。

他进一步指出，有些国家舍内债而借外债，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可使其国库免受沉重利息之累，有利于国家的财政稳定，间接地也有减轻国民负担的好处；第二，避免过多发行内债而剥夺个人企业资本，维护税源，勿使其枯竭；第三，利用外资启动国内金融市场，鼓励企业发展，从积极方面培育税源，以增加财政收入。总之，“凡一国以特别事故，致生金融紧迫现象者，最善莫如得外资以为之调剂。”

中国是否应该举借外债呢？由于有清政府的前车之鉴，当时国内一片反对声，但任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认为中国是需要外债以挹注财政的。

他问道：“试问吾国民现在之资本力，果足以开发一国重要之利源与否？”“仅铁路一端，其应备资本”，已足以令中国财政捉襟见肘，“其余若矿物若制造若转动商业，所需资本之巨，以比较推算之，又当得几何？”

任公还具体分析了中国需要借外债的理由：其一，中国财政已极度困窘，每年赤字总在一亿两上下，长此以往，“官俸兵饷动致延久，以致无以养官廉，且大乱迫于眉睫”，而政府往往以“恶租税、恶贷币、恶内债”的方式吞噬民脂民膏，“使举国枯腊，而大乱益无所逃避”。

如果举借外债，“则目前之荼毒或稍可减杀”。这固然是“苟安目前、挖肉补疮之计”，“但为现政府计，舍此固诚无以自存”；其二，就国计民生而言，中国有的是资源和人力，缺的是资本，以致经常由于缺乏资本而使土地和劳动力无法发挥效益。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正好相反，如果能借到低息外债，就可以解决中国“百业待举”所需要的资金，何乐而不为？

那么，如何才能排除中国举借外债的障碍呢？任公认为，这不只是个纯经济学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于是，他对外债问题的思考便扩展到了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改良是举借外债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指出：“吾既为欢迎外债论者之一人，同时亦为反对外债者之一人，而欢迎与反对，要以政治组织能否改革为断。”

梁启超历来重视研究一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改革政治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政治不良，实业万无能兴之理。”

任公把外债致害之源与生利之本归结于政治因素，既是他对中国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深入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一向主张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逻辑使然。他认为，举借外债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问题未有所决，而哓哓然论举债之可否，斯所谓不揣本而齐末，其不误天下者寡矣。”

梁启超的“惟政治组织完善之国家，则可以借之”的论断，完全符合当代经济学的基本含义，即举债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财政的条件方可举借外债。

任公继而提出了“政治组织完善之国家”所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拥有财政决定权的国会。“凡租税公债，皆需经国会决议”，“未有国会，则外债之可否，实无置议之余地也。”第二，责任政府。“外债之第二先决问题，实为统一责任内阁。苟无统一责任内阁，则举此债而利用此债者属于谁氏，与谈得失不亦远乎？”第三，用人制度。“苟不得人则外债之利决不可见，而其害乃先睹也。”

任公最后总结道：“以现政府而举外债，吾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借外债可也，现政府而借外债不可也”。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只要清政府的政治制度不予改变，它借外债便没有合法性，人民推动国家政治进步的行动便是必要的和迫切的，表明了他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

袁世凯时期,任公曾说：“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又说：“今日非借外债十万万以上不足以资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安排使用外债的设想。这时候他对外债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其原因，应是此时中国已经完成了政权和制度的更替，任公本身也跻身于政界，对未来政治前景抱有信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