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的国际友人乔治·费奇

费吴生(GeorgeAshmoreFitch，又名费奇)1883年1月23日出生在苏州，故取名“吴生”。他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GeorgeFieldFitch)的儿子，也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他在日军侵入南京时，与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一起在美国大使馆人员等的协助下建立了安全区，由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任，费吴生担任总干事，安全区为20多万难民提供了人道庇护。

战后费吴生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他写的日记也成为战犯审判的证据。

费吴生出生后一直随父母生活，8岁时回到美国，次年夏天全家搬到上海，费吴生在上海度过了青少年岁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费吴生回到美国读书，1906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此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1909年毕业，同年回到中国，任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YMCA)，后来成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

费吴生1910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二女，但他的太太在1919年得伤寒去世，此后经人介绍，费吴生取了汤荪为妻，又生了两个儿子。费吴生在上海除了主持青年会的事务外，还与各界广泛联系，也到全国各地帮助指导青年会的工作。

1937年秋日军入侵南京前，费吴生正在南京视察青年会的工作，眼见日军将要攻入南京，费吴生与在南京的十几名外籍人士以及当时担任金陵大学董事长的杭立武一起，呼吁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安全区的模式建立南京安全区，以为难民避难之所。

南京安全区成立时包括了丹麦、德国、美国和英国等20多位西方人士，其成员大都是传教士、大学教授和商界人士;由德国人拉贝担任国际委员会主任、斯迈思担任秘书、费吴生担任总干事、杭立武担任副总干事(后为保护运送文物离开南京)。

南京安全区下设15个小区。据张连红在论文中说，南京安全区选择在南京城的西北部，“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这里有众多公共建筑，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鼓楼医院等，同时这里是国民政府高级住宅区，战争期间空房较多，便于收容难民。二是这里远离国民政府的军事要地及飞机场。三是这一地域为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外国使领馆密集、美国教会大学人员及西方传教士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

南京安全区的建立为保护南京市平民免遭日军暴行起到极大的作用，据信先后有20多万平民逃入安全区避难。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干事，费吴生面对日军多次试图闯入安全区施暴的行径，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当面制止，凭借自己的努力拯救了许多难民的生命。

一次他见一名妇女被几名日军拖住欲强暴时，硬从日军手上解救出这名妇女，让她坐上自己的汽车离开，结果被一名骑马的日军军官堵住汽车不让走，经过紧张万分的僵持，最后日军军官不得不让挂着星条旗的汽车驶离。

费吴生在南京目睹了日军的战争暴行，在日记中记载了所见所闻，为战后东京审判提供了文字证据。他还冒险秘密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骥(JohnMcgee)拍摄的日军暴行纪录片偷运到上海冲洗放映，引起中外震动。

费吴生随后回到美国巡回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号召美国人捐款援助中国。抗战期间费吴生还担任美国对华援助会的负责人，并曾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交谈。战后他又作为检方证人之一出席了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50、60年代费吴生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在韩国、台湾工作生活，直到1961年退休回到美国，1979年1月20日在加州去世，差3天就是他96岁生日。

费吴生在1967年出版过一本自传《我在中国八十年》(MyeightyyearsinChina)，详细记载了他在华生活的各种经历，特别是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