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战国时代,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秦国。的确,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实现一统,被称为千古一帝。在他的背后正是强大的国家在支撑他,才能让他成就伟大的功业。
但是在战国初期,秦国的实力却不能和战国末期的秦国同日而语,这时候的秦国在中原列强的眼中,和义渠国、鬼方国一样都是西方地区的狄戎国家,远离中原文明,国家实力积弱,因此在政治上远离秦国。

此时的最强者是魏国,魏国在中兴之主魏文侯的带领下,政治领域重用李悝,开展变法;军事领域重用吴起,打造了强大的魏武卒。因此百姓富强,国家强盛,拥有极其可怕的军事力量,在和当时另外两大强者齐和楚的争霸中占据了先机。
魏文侯和李悝相继去世后,魏国仍然是人才辈出,国力不退反增。在另一位国相田文去世后,公叔痤凭借其优秀的才能继任了魏国国相,并且一生忠心耿耿辅佐魏武侯和魏惠王,守卫基业,壮大祖国。
不过公叔痤虽然有知人之明,但是对国家利益考虑得相对少一些,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得多一些,倘若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不发生冲突,他就会肝脑涂地去报效国家;如果自身利益可能遭受损害,他宁可牺牲国家利益也要保全自身的利益。这种性格在他处理吴起和商鞅问题时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将两位出色的政治家拱手相让给别国,直接损害了魏国的根本,毁掉了魏国的基业。
为保全相位排挤吴起
昔日魏国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强者,离不开魏文侯的功劳,魏文侯发掘了李悝这位超级人才,使得国力蒸蒸日上。后来,机缘巧合下,吴起来投奔魏国,魏文侯不清楚吴起的为人,就去找李悝商量。据《史记·七十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
"吴起於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於是魏文候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李悝对吴起"贪而好色"的评价也许不甚客观,但是他对吴起的军事才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因此魏文侯才决定重用吴起,并立刻收到了五座城池的回报。
吴起得到重用后,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魏武卒部队,创造了七十余战无一败绩的伟大记录。但是在魏文侯去世后,继任者魏武侯没有其父亲那样宽阔的心胸,他认为吴起本来就是降将,又功高震主,很有可能背叛魏国。巧合的是,公叔痤也十分忌惮吴起,他虽然和吴起没有矛盾,也没有利益冲突,但是他害怕自己的国相位置被吴起取代。
于是公叔痤在手下人的建议下联合魏武侯和魏国公主联合演了一出戏,用来试探吴起。他们首先告诉吴起要将公主许配给他作为奖赏,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政治联姻。并且在谈论婚礼的时候让公主佯装发怒,训斥公叔痤,吴起看到后,觉得魏国王室轻视有功之臣,心里不舒服,于是起身告辞,魏武侯因此对吴起的忠心产生了怀疑,吴起害怕魏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逃到楚国。

那么公叔痤此番建议的出发点有没有可能是真心地为魏武侯消灭潜在的隐患呢?答案是否定的。公叔这个姓氏十分少见,后人在众多史料中都很难发现公叔氏的基业,再考虑到魏国当时不拘一格的降收人才,因此可以推断公叔痤缺乏背景,是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智慧才爬上高位的。
因此来说,公叔痤不管对朝堂众臣和天下形势,都有着清晰明确的判断的,身居高位的他比谁都清楚吴起的作用。魏国处在四战之地,周边强敌环伺,本该优先结交盟友,但是凭借着吴起和他率领的魏武卒,四处出击,千里奔袭,抵抗齐秦楚三国,拓地千里。这种战功不是寻常武将能做到的。
和吴起相比,虽然自己也在努力治国,但是自己的功劳没有那么明显。公叔痤如果将国家打理的井井有条,那么魏王只会认为这是他的分内工作,做好了是理所应当,倘若做不好,那么就是他的过错了。相比之下,每次吴起胜利归来,都会激起魏国朝堂上下乃至魏王的一片赞赏,获得分封无数,长此以往,如果公叔痤犯了错误,那么他的位置很容易被吴起取代。
假如吴起不在魏国,那么魏武卒的统帅之位必将交由他人,之前吴起积累的战功和名望也将一同付之东流。在公叔痤看来,那个时候,魏国的军事力量由于保留了全部魏武卒仍然十分强大,但是自己却少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对手和潜在隐患,魏国其他人由于不具备吴起那样的名望和战功,想要取代自己成为国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公叔痤选择主动出击,并拉上魏武侯和公主,一起演绎了一场大戏。
吴起离开后,朝堂上的形势果然如公叔痤预料那般,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此时魏武侯已经去世,魏惠王继位,公叔痤作为元老担负起了更多的责任。由于公叔痤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对手,自感相位无忧,他又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魏国的治理和建设中,和之前排挤吴起时判若两人。
魏惠王八年,公叔痤亲自挂帅,率领魏军和韩、赵联军在浍水北岸交战,以一敌二,大败敌军。消息传到国内,魏惠王十分兴奋,亲自出城迎接得胜归来的公叔痤,并且要以一百万亩土地封赏他。可是公叔痤却做出了出人意料地举动,他向后倒退几步,深深地拜了两拜,表示对魏惠王的感谢和拒绝,不敢领赏。

魏惠王很奇怪,于是向公叔痤询问原因。据《战国策·卷二十二·魏策一》中记载:
"共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形埊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县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见敌之可也,鼓之不敢待倦者,臣也。王特为臣之右手不倦赏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
公叔痤此举可以说是震古烁今,尤其是他特意提到了吴起的功劳,更是让魏人感到敬佩,纷纷称赞他的品德高尚,愿意跟随他为国家立功。
公叔痤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年排挤吴起的过失和补偿他的后人吗?答案是否定的。魏惠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此时正处于他上位的初期阶段,国家此时以平稳过渡为主,不宜有巨大的动作。魏惠王之所以采取这种治国方式,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消化父亲魏武侯留下的政治遗产。
魏惠王的潜在政治对手是谁呢?其实就是魏国的旧贵族和掌握各方面权力的大臣,不仅仅是他,战国时代多位太子正式继位前都要面对类似的隐患。如果不能妥善协调各方面关系,引起众多既得利益者的不满,那么不仅魏惠王难以顺利治理国家,能否继续坐在国君的位置上都是一个未知数。
倘若魏国国内因为魏惠王和旧贵族产生矛盾,那么必然会发生内乱,极大地削弱魏国的实力,被其他国家趁虚而入。公叔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决定以身作则,笼络魏国的各方势力。他清楚地知道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赵韩联军不在话下,因此在封赏的时候主动提出要重赏吴起的后人,就是为了告诉其他魏国势力,魏惠王和他连吴起这种"叛徒"为国家做出的贡献都没有忘记,更何况其他人呢。这就是他谦逊赏地的根本原因。
当时卫国贵族后裔公孙鞅听说了公叔痤谦逊赏地的事迹后,认为他是帮助自己出仕的贵人,于是主动投奔于公叔痤。公孙鞅虽然喜欢研究刑名之学,有一定的治国才干,但是此时他毕竟年轻,也没有巨大的名声和出色的经历,所以暂时没有得到公叔痤的重用。不过,随着两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政治经验丰富的公叔痤敏锐地发现了公孙鞅的才能,饶是如此,他还是没有向魏惠王推荐公孙鞅。

不久之后,公叔痤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魏惠王亲自去探望这位老相,并且希望得到关于国相接班人的建议。据《史记·七十列传·商君列传》中记载:
"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
这时公孙鞅才知道,原来公叔痤一直十分重视自己。
出于对公叔痤的感激,公孙鞅在安葬了老相后,仍然没有离开魏国,渴望得到魏惠王的召唤,可惜他的期待却像泥牛入海一样。由于此时他已经无法得到公叔痤的供养,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恰逢此时秦王求贤若渴,发布檄文,招揽天下人才,出于对生计的考虑,公孙鞅西行入秦,没想到他的建议让秦王十分受用,让他主持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笔者认为,倘若公孙鞅在公叔痤死后能得到任用,哪怕只是一个小吏,也不至于为生存发愁,至少能安安稳稳地立足于魏地,继而有可能展现才能,壮大魏国。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公孙鞅的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完全全照搬当年让魏国强大的李悝变法,二人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惊人地相似。
李悝变法的核心是将土地分配给私人,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在政治上,李悝削减了世袭贵族的权力和财富,提出了按劳分配的理念,让许多苦于没有背景的人凭借其做出的实际贡献获得重用。
公孙鞅变法的土改基本是完全照搬李悝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其核心是鼓励农民耕种,提高粮食产量,为之后的战争储备粮草;公孙鞅之所以能够成功变法的原因也是在秦王的配合下削弱了既得利益旧贵族的权力,提高了中央集权,和李悝也十分相似;在军事上公孙鞅制定了详细的军功晋级制度,也是模仿了李悝按劳分配的政治理念,只不过当时李悝在军事领域没有插手吴起的工作,所以后世缺乏对其军事领域贡献的了解。不难看出,公孙鞅照搬的这套魏国变法的精华,为之后秦国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如果将李悝和魏文侯治下的魏国称作创造辉煌的时代,那么公叔痤的时代就应该被称作承上启下的时代。魏国能在战国初年强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李悝和吴起,在失去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后,魏国能继续维持稳定,也确实不能否认公叔痤在其中的作用(虽然吴起离魏有公叔痤的原因,但是魏武侯也是重要推手,不能仅仅责怪公叔痤一人)。
不过公叔痤也确实有着巨大的缺点,那就是虽然他知人善用,但是他总是担心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两点,第一点是不犯错误,第二点是限制他人。第一点还可以让人接受,是一种谨慎的表现,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算不上是一件坏事。但是第二点,对于魏国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
公叔痤由于惧怕吴起和公孙鞅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于是在这两人没有过错的前提下,对吴起进行排挤,对公孙鞅进行隐藏,而且他的手段十分隐秘,处理事情的过程也比较得体,没有引起当时别人,尤其是国君的非议和不满。但是这两人没有为魏国效力,确确实实对魏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吴起离开后,无人可以继续训练和补充魏武卒的新生力量,在马陵一战后,魏武卒丧失殆尽,导致了魏军青黄不接,在之后的战斗中基本再无胜利,而公孙鞅更是带着魏国变法的先进经验,成为让秦国壮大的关键人物。
从表面上看,公叔痤一生忠心耿耿,知人善用,尽忠于国家,即使没有大功也没有大过,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可是当我们仔细剖析他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后,会发现他为了保全自己而罔顾国家利益,在几个关键的节点做出了对魏国长期发展十分不利的决定,也导致了魏国基业在不知不觉中毁坏,失去了复霸的资本,最终一蹶不振,沦落为二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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