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宗教观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学术研究在各个领域均有涉猎，对宗教他也有所研究。关于梁启超与佛教的不解之缘，你了解多少？

初识佛教

1890年春，年仅十八岁的梁启超在同窗陈千秋的引荐下拜访康有为，当时梁启超已经中举，年少有为。两人见面后，相聊甚欢，康有为忽而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这对梁启超而言可谓是当头棒喝，震醒了沉醉于科名之喜中的梁启超。

1891年，19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自此，梁启超踏上了佛教文化的启蒙之路。

1895年，梁启超北上进行维新变法。当时他与谭嗣同、江孝通、曾刚甫等人结交，他们之中不乏好佛之士。他们平日“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谈佛学。”其中不少人对佛教文化有较深的造诣。

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梁启超写道：“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人也。”不难发现，梁启超受好友们的熏陶，从佛学里安心立命，并用佛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以佛教救国救民

梁启超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指出，“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国受范于教，肉食听命于匹夫。”说明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必须有国教。而此时的梁启超所推崇的是孔教。

但是孔教并没有能够帮助梁启超变法成功，戊戌变法流产后，在日本、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梁启超将经世的重心放在了佛教身上。他希望以佛教慈悲普度的精神、博大精深的内涵实现救国救民、世界大同的远大政治抱负。

从1900年起，梁启超写了大量的佛学着作来宣传佛教的价值与功能。“当时于儒家之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实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横尽虚空，竖尽来劫，取一切众生而度尽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1902年，梁启超认为佛教“广大深微”，并推崇佛教为中国立国之宗教。“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人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至此，梁启超充分肯定了佛教在救国救民中的巨大功能与价值。

“谓孔不如佛之备也可”

从梁启超留下的文字来看，1902年后他的佛教信仰不仅从未动摇，而且逐步加深。

1904年，梁启超发布《余之生死观》，这也是他的信仰宣言。“人死而有不死者存”、“谓凡造一业，必食其报，无所逃避”、“一则以善业之不死者遗传方来，而使大我食其幸福；一则以恶业之不死者遗传诸方来，而使大我受其苦痛”、“是谓小我之乐，必与大我之乐相缘”。

深受佛教思想熏陶的梁启超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坚信不疑，而且看到佛教中的“小我”与“大我”，以及近代科学中的进化论及遗传等现象“若合符契”，进而指出“谓孔不如佛之备也可”。

逃亡日本时，梁启超也未曾中断与佛教挚友的交往。“昨因心事烦扰之极，偶一读《内典》，以收摄之，故有感触，忽起念托购经论，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纷沓并接，心如辘炉，并文字亦不能成一称意者。治心之学真荒落，奈何奈何。”佛教的苦空无常思想，给仕途失意、漂泊在外的梁启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慰藉。

“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

自1918年起，梁启超师从林宰平修习净土宗，对佛教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1918年至1920年的欧洲之行，让他重新审视佛教文化的价值，欧洲之行结束后写下代表着作《佛学研究二十篇》。

梁启超编着的《中国佛教史》，对佛教文化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此外，他还前往金陵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竞无讲解唯识等大乘经典，即使病中也按期前往，“方知有真佛学”。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就自认：“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生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晚年的梁启超闭门谢客，专心研习《圆觉》、《楞严经》、《成唯识论》等，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也说“我现在把病杜门谢客，号称静养，却是静而不养，每日读极其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我笃信佛教”，“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

梁启超还时常将佛教理论向青年介绍，并且妻子也深受其感染，“病中忽皈依佛法，陨前几日，命儿辈为诵法华”。

“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此“内发的心力”对梁启超而言即是佛教。他也正是通过佛学来实现救世、救心与救学理想。

梁启超的一生，为佛教史研究以及佛教经典考证作出巨大贡献。

同样，佛教中无常无我的认识论也对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