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的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可又为何导致北魏一度崩溃？

孝文帝改革的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可又为何导致北魏一度崩溃？

孝文帝是北魏的皇帝，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王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3866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同年四月，改称魏王。398年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七月，道武拓跋珪迁都平城，称帝。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北魏拓跋部国家的最初成立，原系五胡一环节，以及“乱华”潮流的延长。开国期间连续三代雄才大略君主在位，以及其后嗣位皇帝都能兢兢业业，终于超脱五胡式国家原型，统一北方成功，而昂然登入堂堂大国范畴，终因此于南朝宋、齐治—乱起伏期， 建立了南北对抗的绝对优势。

鲜卑人领导阶层与汉人携手下独特具备的强劲战斗力、团结力，以及组织力，都是优势的条件。汉人愿意与胡人合作，追求崇高政治理想与现实的期望保持既得利益两项目的，可能兼具。取得统治权的胡人方面，尽管早都已在汉族环境中接受汉式文明与汉化， 统治包含了先进汉人在内的行政经验究嫌不够，而统治的行为本体，又是高度技术与艺术。

胡—汉联合政权形态的地方政治，主体尤其全系汉人，与汉人政权时代并无变化。变化所及的胡籍领袖所构筑上层统治网，却同样不能脱离汉人协力。政治上如此比重的北魏汉人豪族，一方面对已经汉化了的鲜卑人担当再汉化、再教育指导人，另一方面，堪注意自身又追随南方，以社会地位、经济潜力与政治牢固结合，而铸定了世族形态。换言之，世族此一特定阶层，南北朝时代已共通存在于中国南北方。

拓跋部鲜卑的强烈感染汉族文明，早自定居绥远后半个世纪，以及拓展地盘到山西北部，四世纪前半成立晋朝统制下的自治区 “ 代” 时，已见迹象。其时他们自称轩辕之苗裔，引汉族夸傲的最早祖先为自身祖先。

南朝依鲜卑部族旧有习俗用索辫发，称呼北魏为“ 索虏”，相对方面 北魏依长江大水，谓南朝为“岛夷”。此一惟汉族使用始谓恰切的“ 夷”字，反而被北魏用以指南朝，正说明参与汉族社会与蒙受教导力量寄托者北方世族巨大影响的北魏鲜卑人，已如何从思想上以及实质上转变自身为汉族。五世纪北魏鲜卑人仅能保留象征性固有民族称谓，而生活、文化已与汉人无所区别的实质。

北魏最早三代皇帝在位的纪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前半，继国都平城建设，沿汉朝长城地区，陆续设定怀朔 、武川、抚冥、怀荒、 柔玄 、御夷 等六镇，如同京畿地区非郡县制度范围而成立军政合一的军事管制体系，此一狭长的广大汉胡杂居六镇特区，系北魏统治特殊强力的地区，与平城相连结，具有国家中枢延长的性格，才是北族聚居的大本营。

二世纪末汉朝末年以来久已废置的长城线，也被大规模认真整修。长城观念与长城，原系汉族基于分隔农耕—游牧环境的理想而建立。到北魏立国，非只全盘承受，抑且于历史上从原始的国境线意义，开始转变为防卫功能的国防线。北魏由自身之为游牧民族而终至代表中国抗拒草原势力，而且是愈益重视长城与依赖长城的抗拒，北魏鲜卑人变换自身为汉族的彻底，于长城回复与六镇设立，尤其容易明了。

北魏胡人汉化运动，与其政治灿然成熟的相辅相成，至统一北方后约半个世纪，第七世与第八代孝文帝而再出现划期性跃进。其中心事态，便是太和十八年（纪元494年）国都再自平城向南移建到黄河平原的洛阳。

即使置于汉、唐时代也是伟大的国家元首与优秀文化人孝文帝，自国都改建到洛阳短短三年间，对其时谓之“ 北族”或“ 北人” 的语言与服装，均在连连的严正诏命下强制禁绝，姓氏也仿效汉人世族，被制定一百十八汉姓分配更换，孝文帝自身与皇室的拓跋氏同样改为汉姓“ 元”为倡导。北人显贵平民多于国都南迁时随同定居洛阳。太和十九年也“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

至此阶段，北魏 “ 北人” 如同中华民国成立与清朝覆亡后的满洲人，仅仅维持的民族意识也已化消，而完成了真正汉人的该变。五胡汉化都非单一方向的绝对性汉族文化接受，逆方向他们固有文化同样获得机会渗透汉族文化。惟其汉族文化加添北族文化因素，才得推动汉族文化波澜愈益广阔与壮大，以及容易吸收并鼓励北族参加汉族范畴，汉族也因新血统渗合而扩大更新为新的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