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如何从县委书记跃升为党政军一把手？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那时年轻的他怎么都想不到，今后的自己会在初生的共和国内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1951年6月，当华国锋被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红旗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当时一篇题为《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解放了》的报道这样写道：

每个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营地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队伍刚刚经过一座小山岭，突然灯笼火把齐明，火光下，照见一个木牌上写着：“此处离毛主席的家十五华里。”从这里起到韶山冲的东茅塘与上屋场，沿路站满了提着灯笼端着茶水的老乡们，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漫长的火龙。到处响着清脆的鞭炮声就像过年一样……

华国锋

午夜三时了，前面传来命令：“三连今天就住毛主席的家里。”三连的同志高兴得跳了起来。

1950年5月，毛泽东委托长子毛岸英前往故乡探望。毛岸英不坐车，不骑马，步行了30多里山路来到韶山冲，使那里的乡亲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1950年秋，《人民日报》刊载消息《湖南湘潭修缮毛主席故居》。

华国锋在担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冲。那时，毛泽东的故居经过初步修缮，正堂屋门上方挂着“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家”金字横匾。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中共韶山区委员会写了《紧跟华主席，永远向前进》一文，内中这么记述华国锋初去韶山的情形：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在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引道亿万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刘少奇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极力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华国锋同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韶山冲里新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时，亲自带头深入到各个屋场，调查土改以后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用本地的具体事例，启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以上的记述显然受当时的文风的影响，写得空洞、干巴，而且用后来的事来说当初，把“批判刘少奇”之类都“提前”到五十年代初。不过，这段记述毕竟还是反映了华国锋早在1952年春便已经背着背包前往毛泽东老家，深入了解那里的农民情况。

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日渐增多。参观者和毛岸英一样，要走很长的山路。华国锋作为县委书记，着手改善那里的交通，修筑公路，以使汽车能够直达毛泽东故居。

1951年，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

这样，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据当时的统计，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参观者便达8833人。许多外国代表团、记者也纷纷前来参观，使湘潭县变得越来越热闹。

1952年8月，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这时，华国锋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华国锋那时写了《湘潭县应如何推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组》、《怎样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常年互助组》等文章，表达了他对于在湘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的见解。

华国锋还抓了贺建昌这一典型，树为湘潭县互助组的“十面红旗”之一。

贺建昌是湘潭县马乇乡的贫农，组织八户人家成立“变工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华国锋得知后，三次到马乇乡蹲点，支持贺建昌，还带领贺建昌以及另几个互助组组长步行70里，到韶山冲去瞻仰毛泽东旧居……

华国锋写了《不断巩固和提高的贺建昌互助组》一文，在报上发表，提倡这一典型。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年2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就在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半年多之后，华国锋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虽说建国后毛泽东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冲，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到湖南长沙一趟，有时一年来两三趟。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长沙读书、教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对长沙有着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来湖南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接见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正因为这样，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要比别的省多得多。

毛泽东在1953年来湖南时，华国锋还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领导干部，所以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1954年夏，毛泽东从广州乘火车路过湖南，只作了短暂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毛泽东又乘火车来到湖南。据湖南长沙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回忆，6月20日这天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在长沙南郊猴子石那里跃入湘江，游了很久。他一直游到岳麓山下的牌楼口才上岸。

就是在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时，34岁的华国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笔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红日照千秋》一书中，查到一帧不多见的华国锋和毛泽东在1955年的合影。这是在毛泽东的专列的狭长的车厢里，中间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长桌的右侧坐着毛泽东，左侧坐着四个人，第一个便是华国锋。华国锋穿着中山装，理着平头，憨厚地注视着毛泽东。

照片的说明词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途中和华国锋同志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1955年)。”那时，华国锋已是湘潭地委书记，所以有机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次接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那时，毛泽东正忙于抓两件大事：一是开展“反胡风”及肃清反革命运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二是在全国农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之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村迅速展开。毛泽东很关心家乡的合作化运动。

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来到韶山冲，亲自主持了“建社骨干训练班”。

陈世计当时担任湘潭地委办公厅秘书，后来他的儿子曾经这样记述：

1953年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我父亲是地委办公厅秘书，在一次父亲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也给基层集体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由于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较大，父亲就将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在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

当时父亲作为下级，只有静待领导指示的份。只见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我父亲，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布，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领导的面子和威信，我父亲小声建议，仅在地委干部中通报批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在《湘潭日报》上公布了。而华国锋急迫而坚决地说：“一定要让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这个教训，工作一定要重视基层调查，否则官僚主义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面前批评检讨我们自己。”最后还是坚持着在地委通报批评和《湘潭日报》上发表了。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父亲提起来都是啧啧地由衷称赞和钦佩！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着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所称的“小脚女人”，确有所指。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根据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先是对农村的一些合作社进行压缩、整顿，接着又提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宜过快。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便曾对邓子恢提出“黄牌警告”，批评邓子恢“犯了右的错误”——当然，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

就在毛泽东大声批评“小脚女人”之时，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那里蓬勃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今年全乡1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社都增产。348户社员有320户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很高兴得知故乡的进步，于1955年8月5日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虽然只短短一两句话，却使作为湘潭“父母官”的华国锋也“极为高兴”。毛泽东的信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故乡；第二，毛泽东很重视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日，毛泽东还给湘潭县云源乡政府回了一封信：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

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泽东

1955年8月5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同样透露了他对故乡“乡间情形”的无比关注。

毛泽东在一天中给故乡写了两封亲笔信，使华国锋对于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毛泽东关心故乡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过，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农业合作化并不十分热心。他们主张“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召开部署农业合作化的会议时，原定有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关于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发言，被取消了。

华国锋回到湘潭后，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一文，仍积极推进湘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机会。

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这一《通知》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这次中央会议，也就是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扩大”，就是指除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们之外，还包括许多列席者。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书记，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各省委、自治区的农村工作部长，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

中共中央于1955年9月7日发出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规定：

列席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1000至2000字左右”；

“因为会期只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

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而在最后一天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

由于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进行发言的共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只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则由于来自毛泽东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地能够在大会上发言。

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湖南6篇典型材料，内中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东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毛泽东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写了如下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这样，华国锋开始从地区级领导进入省级领导。

1957年11月，华国锋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因为文教方面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部门，何况华国锋后来所担任的统战部长更是与“反右派运动”休戚相关。

湖南的“反右派运动”火力相当猛烈，许多人无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反右派运动”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从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两年多时间，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于延安。

周小舟与华国锋一起从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每一回来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视察。

在1957年，面对湖南那么多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为不安。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请求“休养”。这样，周小舟在1957年10月离开湖南，来到青岛休养。他在青岛借了不少古代史着阅读，认为“反右派运动”是“深文周纳，罗织成罪”。

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华国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向上迈，从县到地区，从地区到省，进入湖南省的领导核心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帆风顺的。

一年之后，一场政治大风暴，猛烈地袭击了中共湖南省委。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来自江西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会上揭出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这一“反党集团”跟湖南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克诚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从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而周小舟则是中共湖南省委现任第一书记。

周小舟在1957年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反右派运动”持怀疑态度，紧接着，在1958年，周小舟又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在1958年12月彭德怀来湖南视察，周小舟陪他同去湘潭，一路谈话，发觉彼此的见解非常相近。所以，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时，周小舟也就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了。

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周小舟回到湖南，在湖南接受批判。此后，周小舟被降职到湖南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给中共湖南省委带来极大的震荡。面对这一激烈的斗争，华国锋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干劲要一鼓再鼓，假话一定不要讲，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华国锋同志这种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在庐山会议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后，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多次听取华国锋同志的汇报，称赞华国锋同志是讲老实话的人。

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泽东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虽然华国锋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毛泽东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他一次次下乡蹲点。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畲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

毛泽东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将近有100公里，其中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毛泽东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毛泽东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华国锋自己还写了《贵在鼓劲》一文，发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

华国锋在大庆石化总厂参观

紧接着，在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在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毛泽东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华国锋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华国锋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毛泽东非常欣喜，询问华国锋是怎样发现这些老照片的。毛泽东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周恩来总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