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读书人都是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科技大爆发的现代社会,能够拥有数量较多的科技人才,才能让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曾明确提出,人才是国家强盛的第一要务。
战国时期推崇管仲的稷下学官,根据管仲的治国思想,汇编而成的《管子》一书中,就曾提出了天下“四民”之说。《管子·小匡》中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之所以能位列榜首,不仅说明了当时的权贵阶层,已经意识到了读书人的重要性。同时,也从社会发展角度体现出了,“士”作为国家柱石的核心地位。
实际上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兴办“官学”就已经蔚然成风。贵族子弟的基础课程“六艺”,就是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体系。
春秋时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支撑下,开始大力主张兴办“私学”。至此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体系,读书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特权,生活在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也可以进入“私学”接受教育。

笔者认为,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2000多年的时间推移,时至现代社会,教书育人依然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头等大事。因为文化、知识、科技,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三驾马车。一个没有人才的国度就会陷入无底深渊,不仅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而且还会因此永远沉沦。
古代教育史中,有两次跨越式發展,第一次是孔子提倡兴办“私学”,至此即使是贫苦百姓也有权利读书;第二次则是隋朝首创科举制,而唐朝则将科举制发扬光大。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从私学至科举考试,不仅是教育意识的不断发展,更是读书人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科举制历史渊源,周代“乡举里选”
纵观古今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是倍受社会关注的群体。这主要是因为掌握文化知识的读书人,不仅对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充当了古代君主的统治工具。周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权贵阶级子弟,但“乡举里选”制确立之后,地方贤士也可以入朝为官。
所谓“乡举里选”简而言之,就是由“乡老”举荐本乡贤士,然后历经地方官吏甄别之后,方可由地方直达庙堂。但由于这种举荐人才的方式,受到了周朝贵族阶级的抵制。所以虽然看起来底层贤士可以居于庙堂,但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人却很少。

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所以贵族子弟世卿制遭到破坏。简单说就是除了贵族阶级,可以直接世袭父辈官职之外,很多下层人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笔者认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礼崩乐坏”好像是一种负面影响,但如果从根源上去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进步。
由于贵族公卿世袭官爵出现了动摇,所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读书人,开始通过考试或举荐的形式,逐渐进入奴隶制统治核心权利层。笔者认为从贵族阶级世袭制,至底层读书人经过考核入朝为官来看,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科举制诞生的契机。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是汉代统治者的用人思想。
为了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开创了察举制与征辟制。这两种人才选拔制度,虽然也设置了很多障碍,但是却要比“乡举里选”更为进步。很多生活在民间的人才,开始不断走上汉代政治舞台。
事实上真正促进科举制诞生,或者说预示科举制成熟的选官制度,其实是由魏文帝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这种选官制度又称为“九品官人法”,从其名字就可以得知,这种选官制度实际上也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选拔可用之才而设立的官制。

笔者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于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时期的科举制。
虽然说科举制萌芽于于南北朝时期,但如果没有周代“乡举里选”,汉代察举制与征辟制,以及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根本不会出现科举制。
这其实既是古代政治的一种进步,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奴隶制和封建制有本质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都是在,不断向中央集权制发展。也就是说封建君主,在不断加强皇权的过程中,也促进了选官制度的发展与成熟。

笔者认为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古代王朝选官制度发展过程,可以非常明确的了解到,科举制出现绝非一日之功。从察举制至科举制历经400多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科举制,真正成型的关键期是在隋唐。
虽然隋代选官制度承袭了,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与征辟制,但不可否认的是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令天下文人,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
开皇末年隋朝实行科举制,并开设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笔者认为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科举制和进士都诞生于隋朝。

真正让科举制迎来春天的朝代,应该是隋朝之后的唐朝。
《新唐书》中曾确切记载,在长达289年的唐朝时期,唐代科举制共开科举268次,录取进士总数为7448人。但又确切籍贯记载的唐代进士,其人数总量大约为846人。
笔者认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唐代进士的含金量有多高。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唐代文人一旦进士及第,不仅有鲤鱼跃龙门一般的身份转换,而且还会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所以唐代文人才会不遗余力,遇挫越勇的多次参加科举开始。

可以说进士考试确实为唐朝,选拔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人才。同时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读书人,不仅拥有更多社会历练和想法,同时也是统治者对抗门阀士族的工具。当然如果从积极性上去考虑,这些由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员,也形成了开明进步的进士群体。
在他们的引导和榜样力量的影响下,生活在唐朝时期的读书人,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谓前仆后。
很多唐朝时期的知名诗人,其实也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当然有春风得意的人就会有失意的人,但是这些失意的唐代文人,却并没有放弃科举考试的决心。
笔者认为,在长达289年的王朝史中,唐代进士群体不仅是政治舞台上的佼佼者,而且也是最有生机的文人群体。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的人,对唐代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唐朝作为古代历史中最辉煌的封建王朝,不仅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力,而且在选拔人才方面也煞费苦心。笔者认为如果从封建制的根源上去分析,不难发现每一个封建王朝,其实都存在着门阀氏族与皇权之争。
李唐王朝出身于关陇贵族,李渊在起兵之时受到了关陇贵族的支持,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后很多关键要职,基本上都把握在这些贵族手中。而且皇帝做出的很多决定,其实也深受关陇贵族的挟制。在这种前提下,培养听话的官员,就变成了唐代统治者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隋朝时期科举制的出现,其实也存在这个方面的原因。
虽然唐代进士数量要远低于宋代,但是这些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上来的官员对唐代政治格局,或者说权利均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众人勇闯独木桥的时候,却没有人关心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
他们从开始读书到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家乡赶往长安的各项费用,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支援,而且这毫不夸张的说都是自费。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考中进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唐代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但由于社会生产力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再加上当时的交通十分闭塞。所以唐代学子想要赴京赶考,基本上都要经历长途跋涉。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车较多的差旅费,而且家乡距离长安越远的学子,所需要花在路上的金钱就越多。
唐代文人刘蜕曾用文字,记录了当时应考时的心酸和开销:
“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

笔者认为,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刘蜕的应考之路长达4000里。由于他的家庭较为贫苦,而且也没有比较富裕的亲属,所以只能艰辛地辗转于路途之上。甚至在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才能从家乡达到长安再返回故地。
由于身上携带的钱财较少,所以他甚至“乞假衣食于道路”,这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
“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如果再因为天气变化生病,那么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就会长达一年。

笔者认为这段充满心酸的文字,不仅吐露了路上的艰辛,而且也表述出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清代书生在科举落第之后,顿觉凄凉遂写下:“费银数百,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就算不顾旅途劳顿赴京赶考,但却因中举无望又耗费“银数百”,这位文人居然仰头大哭。
车马费、舟船费、住店打尖,以及医药、服装鞋帽等各项费用,对于唐代底层读书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笔无比庞大的开销。尤其是对于家庭比较贫困的考生来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没到长安,所带银两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为了能够参加考试,不得不沿街乞讨。
笔者认为唐代读书人,之所以在这种困境下,依然对科举考试抱有希望。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可以发现,“学而优则仕”只是一句口号不理想。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才是他们科级考试的最终目标。

结 语
纵观古代社会中的读书人,他们每天摇头晃脑熟背四书五经,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再去参加科技考试。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费用问题,其实就高达几百辆白银。如果屡次赴京考试都没有中第,甚至还会因考试而致贫。
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耸人听闻,就算是在无比强盛的唐朝,依然有很多人读不起书。就算是平民子弟节衣缩食,往往也会因为没钱而中途辍学。就算是能挨到进京考试这一步,很多人也会因为囊中羞涩而苦不堪言。
【参考文献】
《唐代寒士研究》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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