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如今一听到这句话,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败家子、坑爹”等一系列的贬义词汇,同时也是反映着当下非常现实的一些词汇。诚然,骄奢淫逸确实是从古至今,致使富贵之家家道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原因“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了吗?我们有必要找寻一下这富不得长久的另外真因。
“富不过三代”这一古语是从《孟子·离娄章句下》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衍生而来。但是,我们来看,孟子的这句经典语录本意是:正人君子的美好品质,到了第五代子孙之时,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那么明明是讲品质,怎么就“扯”到富贵上了呢?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品质与财富之传承,都很难代代延续,难免由盛转衰。那么为什么保持如此之难?而那些消失的财富又哪去了呢?这还得从古代社会制度上扒一扒了。

在先秦时期,贵族与士大夫爵位与财产的继承,基本遵循嫡长子继承制。这个制度既能够一定程度上保证继承时的安全性,同时也可以保留住原本实力。
如此一来,除了嫡长嫡孙这一支之外,其他宗室就会离贵族越来越远,基本上三代之后也就只剩下“贵族后裔”这么一个所谓头衔了,落魄自然不在话下,也就“富不过三代”。至于三代时期,贵族阶层特有的特质与品质,也很可能会逐渐地与这些“贵族圈”之外的贵族后裔们越分越远,“五世而斩”如此也。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不是还有一支人代代相承保住“富”了吗?的确如此,因为在古代有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财富随着权力走”。贵族有特权更有权力,财富自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上述的例子似乎只与上流社会有关,贫民百姓为什么也“富不过三代”?看看“大一统”之后的个别制度,便可窥见一二。
虽“有权就有钱”,但是毕竟还会有少部分财富留在了民间。普通百姓如果想在权力之外发家致富,基本上就两条路:
1.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与积攒,有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富有;
2. 从事商业。通过智慧与勤奋能够更快地聚集财富,实现致富。

那么在古代,君主对于民间财富的发展,态度又如何呢?
众所周知,秦之所以能够完成“大一统”,一个原因就是将法家制度发挥到了极致。而法家基本思想,或者说是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重君而轻民”。体现之一,就是极力剥削民间财富而为国家或者说为君主所有。
在法家思想看来,人民富有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认为人民富有了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听君主的话,就有了敢于触犯君主权威的资本。正是在法家这般极度偏激的思想左右下,秦王朝严厉打击民间财富的发展。
对于勤劳耕作之家,强行推行“分家”制度。也就是说儿子娶妻成家之后,必须要从父亲那分割出一部分财产,如此一代接一代的分割下去,自然很难“富得过三代”了。

秦亡汉替,原本在文景两帝“无为之治”的大方针下,民间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地方上出现了不少富庶大户。如果硬说我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笔者认为可能也就是“文景之治”这一时期了。然而,武帝在位时期,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收入,先后推行的“算缗”与“告缗”等一系列政策,强有力地将地方商业寡头们收拾殆尽,顺道也来了一次民间大搜刮,而寡头们的私有产业也归为“国有”。至于这种“国有化”其中之利弊,乃不言而喻,就不做赘述了。
在这样政策指导下,民间财富完全被散沙化,确实有效地实现了普通百姓“富不过三代”的官本位梦想。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却被后世王朝奉为根本国策而发扬光大。直到甲午战争之后,迫于无奈的晚清政府才摒弃了国有垄断的政策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前文提及,封建帝王们致力于对民间财富的打压,还有就是“财富随着权力走”,其实此二者乃相辅相成之。帝王们想要实现打击民间财富以达到敛财目的,就离不开官僚集团,这就给了官僚们贪腐的机会。因为有利可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僚集团也确实展现了尤为多的热情与积极性。再加之官僚阶层原本的特权以及汉朝“察举制”这一变相官僚世袭制度的实施,使得这一阶层权力与财富迅速膨胀,甚至到了足以抗衡皇权的程度。
这一时期,官僚阶层又称士族阶层,确实实现了“富过几代”的逆向“非规律”之发展,而势头之强劲,这一阶层俨然成为了新贵族。对于这一阶层的尾大不掉之情形,历经几个朝代,几位雄才大略的君王,都不能很好地弥补这个皇权统治下的大漏洞,直到中国历史上真心最伟大的制度突破的出现与壮大,实现了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个制度就是科举。

科举,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朝,而完善于宋朝。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广为人知的对于文化改变命运的诗句,都源自于宋朝。可以讲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地位之高,赵宋一朝可谓是空前绝后。
科举制度不但为“穷人家孩子”,提供了一条改变命运的光明大道,更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僚世袭这一政治弊端,从而起到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集中的目的,这是帝王们真正喜欢的。
当然,科举之所以能打击士族做大做强,仅仅是解决了官僚世袭问题,并没有根除士宦特权问题。因为士宦特权是吸引知识分子为皇帝所用的筹码,更是封建社会严苛等级制度的根本,这同时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因此科举只能为这一制度服务。

既然世袭制度已经被打破,那么能否延续甚至超越父祖辈的成就就得凭本事“考”来,因此那些官宦之家特别重视对子弟们的文化教育。以此寄希望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金榜题名,保持家族名望,这也促成了“家风文化”的形成,这对于君子品质的传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然了,并非投资教育以及寄予希望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对于那些落榜,又纨绔之徒,致使家道中落,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原本的官宦之家“富不过三代”更并非鲜有。

同时,相对贫弱之家族,也可以举全族之力,给予年少子弟们尽可能好的文化教育,期望期间终能出一二才子能够光宗耀祖,从而改变家族命运。实际上“富不过三代”还有后一句,就是“穷不过五服”,这也是穷人为之奋斗的原动力。
应该说,科举被给予了太多,非拥有绝对特权阶层人民的希望。

通过上文综述,“富不过三代”与古代封建社会制度有很多关系,当然其中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
然而另一方面,“富不过三代”也并非完全如此,由于特权阶级在封建社会的持续存在,“富不过三代”的社会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这类人群。而更是由于不劳而获的财富,使得这些特权阶层逐渐沦落为社会与国家的蛀虫,更成为了吸食民脂民膏的魔鬼。这也是封建王朝周期性轰塌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这些都值得当代人乃至当今社会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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