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进行的商鞅变法,一直都是历史上一个变法的典型,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的带领之下成功壮大了起来。然而我们也知道,商鞅最终的结局还是很惨的,是被车裂而死,既然如此,商鞅之死是否意味着商鞅变法的失败呢?如果成功了的话,商鞅又为何会落得这样的结局?究竟变法的成功和商鞅怎么死的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必然联系,商鞅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商鞅之前,秦国是一个任人欺辱的弱国,所以秦孝公才在流芳千古的《招贤令》中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然而到商鞅之后,经过商鞅一系列努力,秦国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逼得以前的老敌人、一直看不起秦国的魏国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很委屈的割地求和。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公论:秦穆公以后,秦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君王就是秦孝公,而秦孝公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为之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与商鞅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于此而言,商鞅之于秦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臣,秦国如果没有商鞅,没有商鞅的变法,以后的强大自然无从谈起。可就这样的人,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继位,他也不想想这个“王”是怎么来的,上任伊始,就将商鞅车裂,并夷三族,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惩罚。
杀了商鞅,就意味着商鞅错了,可秦惠文王呢,杀了商鞅之后并不妨碍他“不改商君”之法,不改商君之法就等于承认商鞅的功劳,承认商鞅的功劳却将人处以车裂的极刑。
互相矛盾的两种做法在秦惠文王手里居然高度统一,他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公子虔、甘龙、杜挚等辈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担心王位不保,所以处死商鞅?
然而就这个说法,别说后人不服,就是秦惠文王本人也是不相信的,《战国策》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孝公病危的时候,因担心秦国改革半途而废,所以曾打算将君位传给商鞅,但商鞅却坚辞不受。
秦孝公想光明正大的传位给商鞅,商鞅都坚辞不受,倒反而在秦孝公死后偷偷摸摸的造反,当然也有人说,商鞅之所以坚辞不受,是因为知道,没有接受君位的实力。那么,秦孝公活着的时候没有实力,死了以后就有了。
种种证据可以说明,商鞅根本没有造反之心,秦惠文王也是一代英主,他不至于那么糊涂,他也是不相信商鞅会造反的,可问题是,知道商鞅不会造反,那公子虔、甘龙、杜挚等人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站不住脚,为什么还以造反的罪名将商鞅诛杀。

明知商鞅冤枉,还将商鞅车裂,秦惠文王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其实很简单,但也很无情。
公子虔、甘龙、杜挚等人是谁?秦国老贵族,有盘根错节的势力,秦国秦怀公、秦灵公、秦简公、秦出公、秦献公时期五代朝政混乱甚至君王更替都是由秦国老贵族一手操纵。势力之大已经可想而知。
秦孝公父亲秦献公时期,已经着手仿照魏国改革,可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初租禾”,承认土地私有,便触及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旧贵族的反对,所以非但不敢深入,而且还将打败韩、魏两国之后夺得的土地分给旧贵族,以博得他们的欢心。
同时为了摆脱旧贵族的控制,还专门将国都从雍城迁到栎阳。当时秦国旧贵族的势力就这么大,大到可以影响国家决策,大到连君王都得忍让三分。
秦献公就小小改革一下,便费了那么大周折,那商鞅呢,奖军功、废井田、郡县制等等,都是从根本上否定贵族特权,要将他们的利益连根铲除。也就是说,在商鞅手里,旧贵族与商鞅之间已是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了。
这样的矛盾,秦孝公活着的时候他还可以设法平衡,但秦孝公一死,新继位的秦惠文王没那么大能力,这时候以公子虔、甘龙、杜挚等为首的旧贵族就开始发难,污蔑商鞅造反,等于掀开了矛盾的锅子,让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间做个取舍。
那么,二者之间该选择谁呢?
秦惠文王是一代英主,所以他深深的明白:商鞅的作用在于商鞅之法,如今商鞅的改革已经完成,商鞅之法已经深入人心,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处,却会引起旧贵族的一致反对,从而给秦国造成混乱。这样一来,秦惠文王便已成竹在胸,如果两方必须舍弃一个的话,那就只能是已经57岁,对秦国没什么大用的商鞅了。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无情。于是,为了秦国的利益,秦惠文王明知商鞅冤枉,但还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商鞅车裂,夷三族,以平息旧贵族的怨愤。商鞅就这样死掉,如同一根嚼的没味的甘蔗,可商君之法,商君精神却得以千古流传,所以,他还是幸运的。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
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
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
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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