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白鹤粱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古代还是有值得赞赏的做法。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
在宋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一划,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两划,极低田地受灾;超过三划,低田受灾……超过七划,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
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经换算)为1194年。
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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