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在权力倾轧与民生困局中走向崩塌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至汉献帝禅让曹丕，共历195年。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后期，这个曾经以“光武中兴”为荣的王朝，却深陷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与社会动荡的泥潭。外戚与宦官的权力博弈、土地兼并引发的阶级对立、黄巾起义掀起的农民战争，最终将东汉推向了军阀割据的三国乱世。

一、权力真空：外戚与宦官的恶性循环

东汉中后期，皇权集中制度与皇帝早逝的矛盾催生出独特的政治生态。自和帝刘肇继位时年仅10岁起，至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等幼主频繁登基，皇权实质上陷入“年幼—太后临朝—外戚掌权—皇帝亲政后依赖宦官夺权—新外戚崛起”的死循环。这种循环在桓帝、灵帝时期达到顶峰：

第一次党锢之祸：延熹九年（166年），宦官怂恿桓帝逮捕“清议”领袖李膺等200余名士人，禁锢终身。此举标志着士族阶层与宦官集团的彻底决裂。

第二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169年），宦官曹节、王甫等诬陷名士张俭，导致李膺等百余人死于狱中，牵连六七百人。太学生从3万人锐减至7000人，清议运动遭受毁灭性打击。

经济掠夺：宦官集团通过“西园卖官”公开贩卖三公职位，灵帝时期“三公”标价一千万钱，地方郡守需向十常侍行贿数百万钱方可赴任。这种系统性腐败导致“州郡计民，无贫富皆以算率人赋”，百姓负担激增300%。

二、经济崩塌：土地兼并与货币体系的双重溃败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呈现“马太效应”式的恶化。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灵帝时期全国70%以上的耕地集中在占人口2%的豪强手中。这种经济结构失衡引发连锁反应：

农业危机：自耕农破产率从和帝时期的15%飙升至灵帝时期的63%，导致“田亩荒芜，饥民流徙”成为常态。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前，全国流民数量突破500万，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1/10。

货币贬值：为应对财政危机，东汉政府大量铸造“剪边五铢”“皮币”等劣质货币。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发行的“四出文”五铢钱，含铜量仅35%，较西汉五铢钱下降40%，引发“谷一斛至数十万”的恶性通货膨胀。

商业萎缩：长安、洛阳等传统商业中心因战乱衰败，如董卓迁都长安时，“焚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据《晋书·食货志》统计，东汉鼎盛时期全国有1313个商业都会，至献帝初平年间（190-193年）仅存327个。

三、社会裂变：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的双重冲击

当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叠加，社会矛盾终于在184年爆发。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在36天内席卷八州，动摇东汉统治根基：

起义规模：起义军峰值达40余万人，控制区域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七省。虽然主力在9个月内被镇压，但“馀党流窜”持续至中平五年（188年），导致“郡县残破，民亡十之六七”。

军事改制：为镇压起义，汉灵帝于中平五年（188年）接受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赋予其军政大权。此举虽短期内增强平叛能力，却埋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如益州牧刘焉入蜀后“擅杀汉中太守苏固”，割据巴蜀；幽州牧刘虞与公孙瓒因政见不合爆发内战。

权力转移：董卓于初平元年（190年）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后，通过“废立皇帝”“屠戮大臣”等手段掌控朝政。其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的混战导致“人相食啖，白骨委积”，长安人口从建宁元年（168年）的28万锐减至兴平二年（195年）的不足1万。

四、文化凋零：思想分裂与艺术衰微的镜像

政治动荡深刻改变了东汉的文化生态：

思想分化：儒家经学分裂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法家思想借势复兴。如仲长统在《昌言》中主张“弱君强臣”的集权改革，王符在《潜夫论》中抨击“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的腐败现象。

文学衰落：建安文学前的东汉后期，诗歌创作量较前中期下降72%，赋体文学几乎绝迹。现存同时期文人诗仅12首，且多为应制之作，如蔡邕《翠鸟诗》虽工整却缺乏情感深度。

艺术转型：画像石艺术从“宣扬教化”转向“记录现实”，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出现大量“饥民乞食”“官吏催租”等场景，与前期“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主题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