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移民文化的产生原因

重庆市区是历史最近200年内移民形成的五个特大城市之一，另外四个为香港、上海、深圳、石家庄。而重庆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在200年前，重庆仅仅是长江边的一个县城，人口不足十万，城市规模尚不如属于重庆郊区的万州和涪陵。

但重庆地处水陆要冲，人口流动比较大，移民之事时有发生。在重庆历史上，经历过8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城市的变迁和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作用。从秦、魏晋、南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到抗战时期，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重庆。

一次次不同规模、不同背景的移民，不仅是重庆城市发展的一次次机遇，也是重庆人口结构、数量、素质，甚至种群特质得意改良的机会。天南地被，五湖四海的不断融合，最终使得重庆成为中国最不排外，最具有包容性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大移民：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张若为蜀守，“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迁六国豪富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

第二次大移民：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川，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211年，蜀汉开创者刘备带荆州兵万余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今甘肃、陕西境内流民数万家为逃避饥馑入川。

第三次大移民：始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京师汴梁，战乱延续到南宋建炎年间，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入川避难。有关研究证实，移民总数约为238万人。

第四次大移民：元末红巾军大起义后，全国陷入近20年的战乱。明初四川户口稀少，“人物凋耗”。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为恢复生产开始有组织的移民，明中叶以后才告终结。史家考证，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从1371年开始的22年后，移民规模在30万左右。

第五次大移民：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清初四川人口凋零。清朝于顺治末年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此后出现了持续不断迁居四川的移民浪潮，即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前后延续60余年。这次大规模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历次，使四川人口从清初的50万人增加到1724年移民浪潮进入尾声的204.66万人，为原有人口基数的两倍多。

第六次大移民：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入，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根据相关统计：西南各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受移民1000万-2000万人，此时期历史上成为抗战入川，并且衍生出沙磁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随之而来的许多文化人士在重庆暂居。他们集中居住在沙坪坝、磁器口两镇。在这段时期，迁居重庆的文化人中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叫沙磁文化。啥词文化区由前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极力倡导。1938年2月6日，沙磁文化区再重庆大学宣告成立，并于1938年3月30日正式成立“沙坪坝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沙坪坝区政府宣布从2008年开始，将每年的3月30日定为沙磁文化日。

第七次大移民：20世纪60年代，为防止敌人反攻大陆，破坏新兴工业基础，党和政府计划性向内地实施内迁。当时称之为“三线建设”，主要以军工业、新兴科技为主。迁出的大多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工业企业，随企业迁移的家属不少，迁入重庆的人口约10多万人。

第八次大移民：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关键在重庆。近年来实施“三峡大移民”，重庆承担了三峡库区85%以上的移民任务。当地转移和迁往外地的人口共计达到百万以上。

三峡浩大的移民工程，世界水利史上亘古未有。根据规划，三峡蓄水至175米水位，最终移民将达12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是此前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伊泰普电站移民的28倍。重庆市以典型移民新城镇（万州、云阳、丰都）、农业移民项目（万州苎溪河橘园生态农业、忠县施格兰柑橘园）、移民博物馆为移民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