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重质轻文的思想

《韩非子》，主张质与文的对立，开启了古代重质轻文思想的滥觞。

重质轻文是中国古代一种主流性思潮，注重实用、反对虚饰，看重内容、轻视形式。儒家注重文化、文饰，强调社会层面上仁礼合一，然后能治；个人层面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文与质的统一。《韩非子》与此截然不同，他主张质与文的对立，重内容而轻形式，重实用而轻美饰，重功利价值而轻审美价值，开启古代重质轻文思想的滥觞。

《韩非子》的主张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儒家而来的。他用情与礼表示内容与形式，认为情是实质，礼是情的表现形式。

与儒家之重礼不同，在《韩非子》看来，这个表现形式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时候，情真而深者，反而其礼薄；而情薄者，其礼反而繁琐。所以他主张取情而去貌，认为形式不但不能表现内容，有时还会损害内容。

《韩非子》进一步提出，内容和形式不但无关，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他以和氏璧和隋侯珠为例，说明至美之质，任何物都不足以饰之，从而说明最美的内容是与形式无关的。相反，如果一个事物需要装饰之后才能称得上美，那么足以说明这个事物本身并非质美。

在《韩非子》看来，美的内容可以脱离美的形式，甚至只有脱离美的形式才能真正展现出美的实质来，以此将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上升到根本对立的程度。

《韩非子》主张重实事、课实功、去虚谈，催生了中华民族实用理性精神。表现在文学领域，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朴实文风，表现在政治领域，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用之风，对于敦厚、质朴、务实民族性格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韩非子》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在礼仪繁琐、虚浮奢靡之风盛行的战国后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展现出针砭时弊、急世纠弊的话语风格。但《韩非子》的观点有多鲜明、锋利，其理论性就有多片面、偏激。

他将内容和形式推到针锋相对的对立极端，取质而轻文，求实而舍形，重功而去礼，不仅导致了秦朝以力取文政治流弊的出现，也影响到重利苟安，凑合马虎民族性格的形成。

朴与拙，实与陋，质与野，往往是一体的两面，过度地强调质、朴、实，过度地轻视文、雅、形，往往会导致笨拙、粗糙、疏漏、低水平、凑合、马虎等现象的出现。但在重质轻文的观念影响下，人们即使意识到这些现象，即使承认这些是不足和弱点，也会觉得不是问题，最多算是美中不足。

《韩非子》开启了古代重质轻文思想的滥觞，千百年来，许多人以重质轻文而自安、自慰、自豪，重质轻文成了人们观察、评价人和事的一种价值尺度。这往往导致了对以拙为美的低标准、低水平的崇拜，其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