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张郃之死：北伐棋局中的致命博弈

公元231年，曹魏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率军追击撤退的蜀军，行至木门道时突遭伏击，右膝中箭身亡。这场看似偶然的战役，实则是诸葛亮与司马懿联手导演的“借刀杀人”大戏。作为曹魏“五子良将”中硕果仅存的老将，张郃之死不仅改变了三国军事格局，更暴露出诸葛亮北伐战略中深藏的制衡逻辑。

一、张郃的军事价值：曹魏的“移动长城”

张郃自官渡之战归降曹操后，历经河北平叛、淮南征伐、汉中争夺等战役，逐渐成长为曹魏军中资历最深、战功最著的将领。其军事才能体现在三方面：

战术灵活性：街亭之战中，张郃以“断水源、烧粮道”之策击溃马谡，展现对山地战的精准把控；

战略威慑力：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张郃率三万精锐日行百里驰援陈仓，迫使蜀军因粮尽撤军；

政治象征意义：作为曹操时代仅存的大将，张郃的存在本身即是对曹魏军心的稳定器。

这种复合型军事价值，使张郃成为诸葛亮北伐路上最棘手的障碍。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曾直言：“张郃不死，吾北伐难成。”

二、街亭之耻：诸葛亮与张郃的首次生死对决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时，将战略要地街亭托付给参军马谡。张郃率五万魏军围攻街亭，通过“断汲道、烧营寨”的战术，迫使马谡弃军逃亡。此战导致诸葛亮“进无所据”，被迫撤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

这场失败对诸葛亮打击深远：

战略层面：失去街亭意味着丧失从陇西直取关中的跳板；

政治层面：蜀汉内部开始质疑其军事能力；

心理层面：张郃的战术素养让诸葛亮意识到，北伐必须先解决这个“移动堡垒”。

三、木门道伏击：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阴谋”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当蜀军因粮草不济撤退时，张郃主张“归军勿追”，但司马懿强令其追击。据《魏略》记载，张郃临行前叹息：“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但最终被迫率军进入木门道。

诸葛亮在此设下三重杀局：

地形利用：木门道“两山夹峙，仅容单马”，符合其《将苑》中“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的战术原则；

诱敌深伏：通过佯装败退，将魏军引入预设的弓弩阵地；

精准打击：安排“连弩手百人”专射张郃，最终使其右膝中箭身亡。

这场伏击的特殊性在于：

诸葛亮首次在运动战中成功斩杀敌方主帅；

证明其已从“治戎为长”的政治家转变为“奇谋为先”的军事家；

彻底消除北伐路上最大的战术威胁。

四、司马懿的算计：借刀杀人背后的权力博弈

张郃之死看似偶然，实则是司马懿与诸葛亮默契配合的结果。对司马懿而言：

消除军中威胁：张郃作为曹魏元老，威望足以制衡司马懿的军权；

转移政治矛盾：通过让张郃“背锅”追击失败，掩盖自身战略失误；

试探朝廷态度：曹叡对张郃之死未加追责，反而褒奖司马懿“全军而还”，暗示其已获皇权默许。

这种政治交易在《三国志》中有隐晦记载：当司马懿因“畏蜀如虎”遭诟病时，张郃的死亡恰好成为其巩固军权的垫脚石。而诸葛亮则通过此战，实现了“除强敌、震魏军、涨己威”的三重战略目标。

五、历史回响：北伐战略的必然选择

张郃之死对三国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军事层面：曹魏失去最擅长山地战的将领，此后对蜀作战多依赖防御战术；

政治层面：司马懿借机清除异己，为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

战略层面：诸葛亮得以在后续北伐中更从容地执行“分兵掠地、据守要害”的战术。

从现代军事理论看，这场伏击战完美体现了“攻敌所必救，歼敌于运动”的作战原则。诸葛亮通过精准识别敌方关键节点（张郃），利用地形与战术创新（连弩伏击），实现了以弱胜强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