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案的背景是什么

司马昭弑君一案诞生了著名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晋祚不长两个典故。司马氏在朝中势力越发的大，皇权式微，因此曹髦就有除掉司马昭的想法。

司马之心

正始十年（249年）起的十年间，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发动高平陵之变、 嘉平之变，镇压淮南三叛。在这些事件中，司马氏集团废少帝曹芳，逼死宗室曹彪，杀大臣曹爽、桓范、何晏、王凌、夏侯玄、李丰、张缉、许允、毌丘俭、诸葛诞等（大多诛及家人），其权力日益巩固下来。

司马氏集团注重豢养亲信，培植势力。司马师曾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司马昭也豢养死党，例如替司马昭弑君的成济，弑杀曹髦时担任太子舍人；传世文献中并无关于曹髦立太子的记录，胡三省判断，成济的太子舍人之职，是司马昭私相授受的结果。他们也注意把控军权，控制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即是司马昭的心腹。

曹髦之志

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权日渐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废后，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仅以老弱戍守；又据毌丘俭所言，司马师不上朝觐见君主，曹髦欲探问其疾病，也被司马师拒绝，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

曹髦虽无实权，但才慧早成，有志于中兴曹魏，尤其推崇中兴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采取减省用度、派遣侍中巡视等举措。司马师死去后，曹髦命司马昭镇守许昌，令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由此可以达到削夺司马昭的兵权的效果，但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的计谋，公然抗旨，自己率军回京。曹髦计划落空，又不得不对司马昭加以笼络。此后，曹髦还曾写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对此感到厌恶，二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渐衰微的局面，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停了下来，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

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政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这一次，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 另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等记载，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石苞说：“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

天象灾异

曹髦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常“天象”，例如频繁出现的“龙现于井”的情况，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发生日食。西汉的京房、东晋的干宝等学者，依据天人感应等学说，认为此类现象预示着君权衰落、祸事兴起。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当事人的心理状况也难免受到此类天象的影响，例如曹髦借“龙现于井”写作的《潜龙诗》即是以此类观点为主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