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玚为什么在建安七子中名气最低

东汉末年，西凉军阀董卓掌控朝中大权，一时军阀割据、战事频繁，皇帝所在的长安、洛阳皆被废毁。汉献帝刘协先是从长安跑到洛阳，之后又被曹操弄到了许昌。

文人雅士随着汉献帝流离迁移，四处飘零。汉献帝到许昌这年，改年号为建安，北方地区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经安定。那个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和他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都喜欢舞文弄墨，爱好诗辞文赋。

曹丕编的那本《典论·论文》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此后，这七个建安年间的才子，就有了“建安七子”的名头。

其中提到的“汝南应玚德琏”，就是东汉汝阳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西北）人应玚。应玚死后，就埋在今天的项城市高寺镇，至今还有“应冢”。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关于应玚的史料并不多，在“建安七子”中，这位算是最没有知名度的。

从文学地位上来看，应玚现存的作品，只有六首诗、十五篇赋和五六篇文章，其中残缺的又占相当比例，跟“著文赋数十篇”的历史记载对照就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遗失了。

提及应玚的生平，要从汉末大乱说起。当时，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多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应玚当时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样，去南方的荆州避乱，之后又回到颖川、许昌一带。又辗转到了袁绍所占的邺城，并在邺城文学界小有名气。

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他又转为曹操服务。跟着曹操做了几年丞相掾属，又被安排到曹植门下做曹植儿子的老师、曹植的文学侍从。不过，很快他又转到了曹丕门下了，也正是在曹丕门下，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

除了孔融之外，和依附于曹门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样，应玚成为了曹门的文学侍从，其文章不免带有幕府侍从文人的作风。

比如，曹操下令征乌桓，应玚写一篇《撰征赋》助兴记录。战争归来，跟随曹植之时，不免写一写同体同咏之作，如《斗鸡诗》，曹植、应玚、刘桢各有一首。曹丕跟从曹操出去打猎，作《校猎赋》，同时还命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玚作《西狩赋》。

写从军诗，写公宴诗，写趣味诗，这其中不乏诚信诚意的部分，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词。

清初著名诗人兼诗论家陈祚明评应玚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说，诗立言得体，比“俗笔”高明，自有见地。既与权贵亲近，又不显得奉承，这向来是侍从文人的作风。文章或许很得体，但总显得有些平庸，毕竟放不开。在讲究尊卑关系的社会，要想在公宴诗中找到富有新鲜意味的作品，并不容易。

或许应玚的经历太过飘零，少了几分建安风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迁就环境而又缺乏那种豪迈。因此，曹丕批评应玚“和而不壮”。

但正如学者顾农所言，当应玚不受命题作文的约束，可以自由发挥时，就能写出好作品。像他给老朋友写信，讲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本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

应玚对自己充当帮闲之官，有很深的自责与自嘲，这内心独白虽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谁愿意平庸呢？但作为帮闲之官，他又能怎么样呢？领导定下的意旨，违背又能如何？

在建安七子之中，应玚可能是最没有远大抱负的。经常易主，患得患失多年之后，他被磨平了，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相对“平庸”。

就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横扫中国之时，和徐干、陈琳、刘桢、王粲同死于瘟疫。他们死后一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书中提到应玚时回忆道：“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而在顾农看来，“这恐怕也只是应玚死后才说的高姿态的风凉话，人们记得当年曹丕不断地命题，让应玚以及其余几位来写什么州乡衡诗杨柳赋，无端耗散他们的才华。应玚恰恰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