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张敞传成书时间考：东汉史笔与班固家族的学术传承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编撰历时二十余年，其成书过程凝聚了班固家族三代人的学术心血。其中《张敞传》作为《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撰写时间需结合《汉书》整体编纂进程与班固个人经历进行考证。

一、班固家族的学术积淀与《汉书》编撰背景

班固（公元32年—92年）出身史学世家，其父班彪（公元3年—54年）早在东汉初年即开始续补《史记》，撰写《后传》六十五篇。班固继承父业，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正式启动《汉书》编撰工程。这一时期，东汉政权已稳定建立，统治者需要一部系统记载西汉历史的正史以巩固统治合法性，班固的编撰工作得到光武帝刘秀的官方支持。

班固在编撰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皇家藏书与父亲遗稿。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其"潜精研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即主要编撰工作持续至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年—84年）。但需注意，《汉书》的最终成书并非一蹴而就：班固因窦宪案牵连死于狱中后，其妹班昭（约公元45年—约120年）奉旨续补八表，马续补撰《天文志》，最终于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年—105年）完成全书定稿。

二、《张敞传》的史料来源与撰写阶段

张敞（？—公元前48年）作为西汉宣帝时期名臣，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该传记的史料来源可追溯至三个层面：

官方档案：班固曾担任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典籍，可查阅西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奏疏、诏令等原始文献。例如张敞任京兆尹期间向宣帝上书的《奏治贼盗檄》，其原文很可能直接采自未央宫档案。

前人著述：班彪《后传》中已包含张敞治颍川、平胶东的政绩记载，班固在此基础上进行增补完善。如《汉书·张敞传》中"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的评语，与《史记·酷吏列传》中对其执法风格的描述形成呼应。

口述史料：张敞后裔在东汉时期仍存于世，班固可能通过访谈获取家族记忆。传中记载的"敞画眉"典故，即源自张敞为妻画眉的民间传说，这种细节描写体现出口述史料的补充价值。

从撰写阶段看，《张敞传》的主体内容应完成于班固编撰中期（公元70年—80年）。这一判断基于两点证据：其一，传中提及的"黄霸为京兆尹不称职"事件发生在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而班固在《汉书·宣帝纪》中对该事件的记载与《张敞传》形成互证，表明两篇传记的编写时间相近；其二，班固在《艺文志》中已对西汉学术进行系统梳理，说明此时他已完成大部分人物传记的初稿。

三、成书时间的学术争议与定论

关于《汉书》各篇章的具体成书时间，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整体成书说：认为班固在建初年间完成全书初稿，后续补写仅涉及技术性修订。此说依据《后汉书·班固传》"至建初中乃成"的记载，但难以解释班昭续补八表的事实。

分期成书说：主张《汉书》各篇章随史料积累逐步成书。如《张敞传》可能早在班彪《后传》中已具雏形，班固在公元70年代完成扩写，班昭在公元90年代进行校订。

综合现有史料，更合理的推断是：《汉书·张敞传》的初稿完成于班固编撰中期（约公元78年），此时班固已系统整理西汉史料，并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该传记在班固死后经班昭校订，最终收录于永元年间定稿的《汉书》中。这种分期成书模式，既符合班固"潜精研思二十余年"的编撰历程，也解释了传记中存在的史料层累现象。

四、历史语境中的文本价值

《张敞传》的成书时间，折射出东汉史学发展的三个特征：

官方史学体系的建立：班固受诏修史，使《汉书》从私人著述升格为国家工程，其编撰标准直接影响后世正史体例。

家族学术传统的延续：班彪、班固、班昭三代史家的接力传承，开创了中国史学史上罕见的家族修史模式。

史料批判意识的觉醒：班固在传记中既采用官方档案，又吸收民间传说，通过"史家追述"的笔法构建历史叙事，这种写法为后世史家树立典范。

时至今日，《汉书·张敞传》仍以其生动的笔触与深刻的洞察力，为研究者提供了解西汉政治生态与社会风貌的珍贵窗口。班固在传记末尾发出的"敞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然颇疏拙"的感慨，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更暗含对东汉吏治的隐忧——这种跨越时空的历史思考，正是《汉书》历经千年仍被传诵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