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笔下的诗意人生：从东征赋看东汉才女的家国情怀

班昭，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中国历史上首位参与国史修撰的女性，也是首位留名青史的女教育家。这位集史家、文学家、教育家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女性，其诗词创作虽未形成专门诗集，却以《东征赋》等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印记。本文将以《东征赋》为核心，结合班昭生平与时代背景，解读其诗词创作的艺术特色与精神内涵。

一、《东征赋》：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苦旅

《东征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是班昭随子曹成迁居陈留途中的纪行之作。这篇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深沉的哲思，展现了东汉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地理行迹与历史追思的交织：

赋中详述班昭从洛阳东行至陈留的路线，途经巩县、成皋、荥阳、原武、阳武、封丘、长垣七地。每至一处，她皆引经据典，将眼前景致与历史记忆相勾连。

如过成皋旋门关时，联想到孔子“困于匡地”的典故；至长垣见蒲城废墟，追忆子路“结缨而死”的悲壮。这种时空叠映的叙事手法，使作品成为一部流动的历史教科书。

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同构：

班昭以“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开篇，表面写迁居之无奈，实则暗含对东汉国运的忧思。永初年间，外戚专权、羌乱频发，朝局动荡。

途经荥阳时“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的描写，既指旅途艰险，亦隐喻国家危局。这种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共鸣，赋予作品深厚的现实关怀。

二、语言风格：典雅中的细腻与含蓄

班昭的诗词语言承袭班氏家族“文辞典雅、善用典故”的传统，又融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

典故的化用与重构：

全赋引用《论语》《左传》《史记》等典籍13处，如“吴札称多君子兮”化用《左传》季札观乐的典故，赞美卫地多贤。

但与父兄的史家笔法不同，班昭更注重典故的情感功能。如写子路“想其威神”，既是对勇义的礼赞，亦暗含对自身命运的感慨。

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一句，以壮阔河山反衬个人渺小，展现东汉文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

“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等句，通过日常细节传递羁旅愁思，语言平易却意境深远。

三、精神内核：儒家伦理与女性书写的突破

班昭的诗词创作，深刻体现了东汉儒家思想对女性的浸润，同时又以其才学突破性别局限：

儒家道德的诗性表达：

赋中多次强调“贵道德与仁贤”“勉仰高而蹈景”，将个人修身与治国平天下相联系，展现东汉士大夫“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

对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圣贤的追慕，实则是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呼唤，折射出班昭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家国情怀。

女性视角的隐现：

虽未直接书写女性经验，但“小人性之怀土兮”等句，透露出女性对故土的深切眷恋。

班昭以史家之笔记录行旅，本身即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挑战。其续写《汉书》、教授后妃的经历，更在诗词外构建了女性参与文化传承的典范。

四、文学史意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嬗变

班昭的诗词创作，处于中国文学史的关键转折期：

赋体演进的见证：

《东征赋》上承屈原《离骚》的抒情传统，下启魏晋小赋的个性化书写，展现了汉赋从“润色鸿业”到“抒怀言志”的转变。

其“乱曰”部分的哲理思辨，预示着东汉后期文学向玄学化的演进。

女性文学的先声：

在男性主导的文学场域中，班昭以才学赢得“曹大家”的尊称，其作品被收入《昭明文选》，成为后世女性创作的典范。

唐代薛涛、宋代李清照等人的创作，皆可视为对班昭传统的继承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