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陈宜中传：乱世忠臣的沉浮与抉择

在南宋末年风雨飘摇的政局中，陈宜中以寒门之身崛起为权相，其人生轨迹既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在亡国危机中的精神挣扎，也揭示了传统政治文化在时代巨变中的局限性。这位被《宋史》评价为“临难苟免，当国不忠”的争议人物，实则承载着南宋末年最复杂的政治生态与道德困境。

一、寒门贵子的崛起：从“六君子”到权相之路

陈宜中（字与权）出身永嘉贫寒之家，少年时因商贾推算其生辰“当得大贵”而获资助婚配，得以入太学深造。宝祐年间，他联合黄镛、刘黻等五人上书弹劾权臣丁大全，被削籍拘管，却赢得“六君子”美誉。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其刚直不阿的形象，更成为其日后仕途的重要政治资本。

景定三年（1262年），陈宜中廷试获榜眼，授绍兴府推官。其仕途转折点出现在贾似道专权时期：尽管曾因反对贾似道专权而遭贬谪，但在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兵败芜湖后，陈宜中迅速调整立场，联合谢太后弹劾贾似道，由此擢升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这种政治投机行为虽遭后世诟病，却反映了南宋末年士大夫在权力真空中的生存智慧。

二、主政时期的政治实践：抗元与议和的双重困境

作为南宋末年最后十年间的核心决策者，陈宜中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

军事整顿：奏请张世杰守独松关，命文天祥募兵勤王，组织溃军重新集结，在临安周围形成17万5千人的武装力量，为焦山之战奠定基础。

经济改革：废除贾似道时期苛政，如《请禁盐法抑配之害札子》中揭露的盐钞法弊端，通过设置监察机制缓解民怨。

文化重建：在福州任上诛杀劫掠民财的海巡官兵，整顿地方治安；荐举刘辰翁、方凤等学者，试图恢复文教秩序。

然而，其政策执行存在显著矛盾：

既主张抗元，却在常州陷落后迅速转向议和，先后遣使赴元营求和，甚至提出“称侄岁贡”的屈辱条件。

既重用张世杰等主战派将领，又与文天祥在战略上产生分歧，导致流亡政权内部分裂。

既试图重建防线，却在景炎元年（1276年）主张转进占城，暴露其战略摇摆性。

三、流亡政权的悲剧：从江心之会到崖山绝唱

临安陷落后，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于福州，改元景炎。在“江心之会”上，他力主以闽广为基础重建防线，但具体执行中暴露三大缺陷：

地缘政治误判：选择占城而非传统藩属安南，虽因占城有抗衡安南的军事需求，且掌握印度洋贸易网络，但最终因元军封锁未能实现借兵计划。

内部权力斗争：与陆秀夫在战略上多次争执，导致流亡政府决策效率低下。其赴占城期间，陆秀夫获得张世杰支持，陈宜中逐渐被边缘化。

个人性格局限：据《癸辛杂识》记载，陈宜中在流亡途中多次临阵脱逃，如伯颜兵临皋亭山时“宵遁”，井澳之败后“遂不反”，这种行为加剧了政权崩溃。

四、历史评价的争议：忠臣还是投机者？

后世对陈宜中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负面评价：《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指责其“临难苟免，当国不忠”；明代学者王夫之认为他“持两端而误国”。

正面评价：现代学者指出，陈宜中在组织流亡政权、维系南宋残余势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政治选择受限于时代困境，个人能力难以扭转大局。

中立观点：如柯劭忞在《新元史》中认为：“宜中之才，足以支危局，而时势不可为也。”这种评价更注重历史情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