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和苏氏蜀学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氏的蜀学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朱熹称其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兴起渊源

从历史渊源来看，古代巴蜀文化对北宋蜀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华阳国志》依据《汉书》之史料，但比较二者，颇有差异。关于文翁为蜀郡守的时间，常璩以为是汉文帝末年，应以《汉书》为景帝末较为恰当。

关于遣张叔等十余人诣京师受业，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至东汉始有《七经》之称，故常璩所记受《七经》乃误。关于“蜀学比于齐鲁”，据《汉书》所记应理解为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常璩则表述为张叔等学成后，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众多，以致蜀中学术之盛可比于齐鲁了。

常璩的记述虽有失误之处，但西汉时蜀地之文教事业可比齐鲁应是事实，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学”的概念。这里蜀学是指蜀地文教事业的兴盛和儒学的传播，表明蜀地接受并发展了中原的传统文化。

蜀学成就

从蜀学概念内涵的演变，可见它由引进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迄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蜀学从西汉绵延于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

纵观蜀学的发展，其主要成就在文学、史学、哲学和经学方面，其学术思想既体现了中原学术传统，又有相异之处；既有时影响着主流文化，又往往遭到正统学者的批评；既有地方学术的滞后性，又比时尚文化更富于传统精神。我国新时期以来学术昌明繁盛，地域文化发展迅猛，蜀学成为现代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

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文化的中心是思想或哲学，举凡政治、历史、文艺等无一不受其影响。

哲学固然是思想，而文学、史学、宗教之类，无一不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国固有文化，其重点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为适应新的学术发展趋势，近年“中国学术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已受到学界的重视，有着广阔的前景，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蜀学即是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