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有多少次瘟疫？明朝末年各类瘟疫爆发的原因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鼠疫席卷陕、晋、冀等三省，三年间造成千万人死亡，北京“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崇祯末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明朝帝都已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纵观明史，发生瘟疫的年份至少有168年，各类瘟疫的次数至少有330次。为什么明朝处于历史上的瘟疫高发期呢？

闯王进京

自然因素：疫灾并发

如果说明朝的瘟疫是一架马车，那么自然灾害、社会因素和抗疫不力就是拖拽马车的三匹烈马。在明史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涝蝗疫”、 “饥荒疾疫”等词频频出现，可见，疫灾并发是明朝暴发瘟疫的主要特征。当时，整个中国气温持续低迷，夏季屡现旱涝，冬季奇寒无比，就连福建、广东等地也遭暴雪侵袭。

究其原因，和“明朝小冰河时期”有着密切关系。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中国气象史后，发现历史上曾有四次“小冰河期”，分别是商末周初、汉末三国、唐末五代和明朝中后期。这一研究结果和南北方方志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文献记载的气象现象相符。

明末鼠疫 来源《大明劫》

历史学家邓拓先生认为整个明朝各种灾害多达1011次之多，其中“灾害之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见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饥有九十三次，疫灾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灾有十六次。”明史学者鞠明库统计：“明朝平均每年水灾6.77次，地震5.38次，旱灾3.42次，雹灾1.61次，蝗灾1.17次，风沙灾害0.99次，霜雪灾害0.32次。”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为病菌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天灾流行，民多病疫”的景象。水灾造成人牲死亡，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加上各种垃圾堆积无序，使有害病菌污染饮用水源，卫生条件陡然逆转，民众饮水时，无异于病从口入。

中国蝗灾分布图 （蝗虫）

农业因旱灾欠收或绝收，民众食不果腹，抵抗力下降，加剧了感染瘟疫的风险。而干旱往往伴随着蝗灾的发生，蝗虫数量庞大，食量惊人，干旱给蝗虫的繁殖、生长和存活创造了有利条件。蝗虫啃食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进而灾区出现“大饥，继以疫，人相食”的现象。

旱、涝、蝗等灾害从根本上破坏了农业生产，紧随其后的瘟疫动摇了灾民的生存根本，而灾民逃离灾区无形中扩大了疫区的范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6月，“淮安府海州等十一州县连岁水涝蝗旱相仍，加以大疫，死亡者众，人民饥窘特甚。”此外，地震和气候异常等灾害不仅直接夺去民众性命，还埋下了次生隐患，对瘟疫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明朝自然灾害以单独或并发的形式频繁出现，同时和瘟疫交织，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加了防控瘟疫的难度，削弱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加重了社会赈灾的负担，使整个国家陷入“灾害－饥荒—瘟疫－死亡”的魔咒，这也是朝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瘟疫多发的原因之一。

明朝的社会底层百姓

社会因素：三大源头

具体来看，社会因素有三大源头。

首先是长期的粮食供应不足。

人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器官活动强度明显降低，如心跳和呼吸减缓、肌肉活力下降、代谢水平弱化等，整个机能保持在低水平。正因如此，人更容易感染病菌，而人群的接触加速了传染。“饥疫”一词在明朝史料中屡见不鲜。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宁夏卫）“夏麦无收，人多疫死，军士饥疲疏甚。”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山西连遭荒歉，疫疠流行，死亡无数。”可见，粮食短缺促使饥疫四起，既剥夺普通百姓的生命，还对影响了戍边军队的健康，对国家安全形成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末农民起义

其次是战争。

军事冲突的双方在关注胜负的同时，忽视了采取瘟疫防控的措施，而战争带来的大量伤亡，不利于瘟疫的防控。军队流动性大，卫生条件差强人意，如果遇到天气潮热，瘟疫流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

“崇祯十五年，开封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从中可以看出战争对国计民生的伤害难以估量。（驻朝鲜明军）“湿热交浸，瘟疫大作，亡殒多人，军中泣声震野。”无论是民间，还是军队，瘟疫一旦暴发，意味着生灵涂炭，难以驾驭。

明朝军队

最后是密集人群。

瘟疫的传染离不开致病菌和感染介质。其实，密集人群时常是防控瘟疫的薄弱环节，如监狱、施工工地和流动人群等。这些地方糟糕的卫生，疲劳的身心，较差的伙食，使瘟疫萌芽有了良好的温床。

监狱空气流通不畅，环境阴暗潮湿，在暑热季节“疫厉之气充斥囹圄”，“瘐死者甚众”。从事工地劳役的民众卫生意识差，劳动强度高，持续时间长，人群密度大，“妨废农务，况因饥饿疾疫，死亡者众”，着实可怜。流动人口包括强行遣返的逃赋者、流放充军的人员以及赴异地谋生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状况和前两种类似，“群聚日久，蒸为疫疠”的现象屡见不鲜。

明朝官员

赈灾措施：难以为继

面对瘟疫，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通常反应迟缓，措施乏力。

在疫情初期，当地长官想方设法瞒报或少报，企图瞒天过海，错过了遏制瘟疫的最佳时期。随着事态严重，因交通不便和官僚作风，耽误了防控力量进入疫区的时限。

此时，疫区的医疗资源成为阻遏疫情的宝贵财富。各地官办的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民间医生要么走遍城乡救治病患，要么接受政府雇佣参与疫疾救护。由于对瘟疫成因和传播方式不了解，明朝医生经常采取隔离加药物治疗的手段，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源头上堵截和减少的瘟疫发生。很多医生“即出诊视，人疫侵染”，因抗疫病逝，给原本严峻的防疫形势蒙上一层阴影。

明朝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

天灾、人祸和瘟疫交替登场，给明朝带来了利空的局面。疫情的发展，必然引起户口减少，人口流亡，社会生活也受到波及，如田地荒芜、商人闭市、牲畜死亡、治安恶化、生活困苦等，感染瘟疫的军队折损了战斗力，对战争结果形成负面影响。三匹烈马动能充足，放量做空，不断打压，探底下行。即使明朝控制了瘟疫，国家也会积重难返，奔向日趋西垂的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