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皇：从帝俊之妻到帝舜之妃的神话迁徙

在中国上古神话与历史文献的交织中，娥皇的身份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她既是《山海经》中帝俊的妻子，又是《列女传》中帝舜的正妃，这种看似矛盾的记载，实则折射出上古神话体系在历史化过程中的演变轨迹。通过梳理文献脉络，可以发现娥皇的身份经历了从天神配偶到人间贤后的双重建构。

一、《山海经》中的天神之妻：帝俊神话的原始形态

《山海经》作为上古神话的集大成者，明确记载了帝俊的家族谱系。其中《大荒南经》载：“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这一记载将娥皇定位为帝俊的配偶，并赋予其生育三身国（一个头三身、役使四种野兽的部族）的神性。帝俊作为东方天帝，其神话体系包含日、月之父的设定——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而娥皇所生的三身国则象征着对异族的控制力。

值得注意的是，帝俊神话在后世逐渐被分化吸收。学界普遍认为，帝俊的部分事迹被移植到帝舜身上，例如《淮南子》中羿射九日的传说原属帝俊体系，后被改造为帝尧派羿射日。这种神话迁移现象，导致娥皇的身份也随之发生流变。

二、历史化重构：帝舜妃子的道德典范

在儒家经典中，娥皇被重塑为帝舜的贤妻。刘向《列女传》记载：“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这一版本将娥皇设定为帝尧之女、帝舜正妃，与妹妹女英共同辅佐舜帝治理天下。其核心叙事包括：

婚姻竞赛：尧以赛马决定正妃之位，娥皇因骑马先至蒲坂而成为正宫，女英则因骡车临盆生驹而落后，这一传说还衍生出“骡子不生驹”的民俗。

家庭智慧：面对舜父瞽叟与弟弟象的谋害，娥皇女英通过“斗笠逃生”“井壁暗道”等计谋保护舜，展现了贤妻的机智与宽容。

殉情传说：舜南巡苍梧死后，二妃泪洒湘江竹，化为湘妃竹，最终投江自尽，成为湘水之神。这一情节被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诗意化：“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种重构将娥皇从天神配偶转化为道德楷模，符合儒家“母仪天下”的价值观。晋代张华《博物志》更明确记载：“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至此，娥皇作为帝舜妃子的形象完全定型。

三、身份错位的深层动因：神话的历史化进程

娥皇身份的双重性，本质是上古神话体系在历史化过程中的妥协产物。帝俊作为东方天帝，其神话包含多妻制（羲和、常羲、娥皇等）和异族生育（三身国、八神等），这与后世儒家倡导的一夫一妻制和华夏中心论产生冲突。因此，后儒将帝俊的事迹拆解重组：

将生育十日的羲和、十二月的常羲剥离，仅保留娥皇作为帝舜妃子的核心叙事；

将帝俊的异族生育传说转化为舜帝“协和万邦”的功绩；

通过《列女传》等典籍，将娥皇塑造为符合伦理规范的贤后典范。

这种改造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基于历史记忆的模糊性。帝舜本为东夷部落首领，与帝俊的东方天帝属性存在地域关联；而帝尧嫁女于舜的记载，又为娥皇的身份转换提供了历史依据。因此，娥皇从帝俊之妻到帝舜之妃的演变，实则是上古神话在历史书写中被重新编码的过程。

四、文化记忆的层累构造：娥皇形象的永恒魅力

尽管历史文献对娥皇的身份存在矛盾记载，但这种模糊性反而成就了其文化符号的丰富性。在文学艺术中，娥皇既是《楚辞》中“袅袅兮秋风”的湘夫人，也是唐代诗人李贺笔下“江娥啼竹素女愁”的悲剧形象；既是民间传说中“斑竹一枝千滴泪”的殉情者，也是现代影视剧中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政治家。

这种层累构造揭示了一个真理：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往往让位于文化记忆的延续性。娥皇的身份争议，恰恰证明了她作为文化符号的强大生命力——无论作为天神之妻还是人间贤后，她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忠贞、智慧与牺牲精神的永恒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