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1958年因何事蒙冤：两大元帅的一场误会

粟裕戎马一生，究竟让了多少次司令，谁也说不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1958年突然蒙冤。

诬为“饶漱石”帮凶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一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便能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1942年到1943年间，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一千余次，平均一天要打三仗。粟裕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刘炎同志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解放后的粟裕夫妇

与聂荣臻的误会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粟裕大将

与彭德怀的工作矛盾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所谓的“里通外国”

粟裕的第二大罪状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粟裕面对种种不实之词，也想解释几句。然而，越解释会场的火药味越浓，一位军委领导甚至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粟裕指挥作战

毛泽东关注粟裕

粟裕视察前线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在粟裕被迫作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陈毅很快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主动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粟裕近二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