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千古奇冤，还是咎由自取？

北宋末年，靖康之耻如一场席卷中原的暴风雪，将赵宋王朝的尊严与根基彻底摧毁。在金军铁蹄踏破汴京的烽火中，时任太宰的张邦昌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他被迫接受金人册封，成为伪楚皇帝，却在33天后主动退位，最终被南宋高宗赵构赐死。千百年来，关于张邦昌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他是为保全一城百姓而忍辱负重的“悲剧英雄”，还是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社稷之贼”？这场跨越千年的道德审判，或许需要从历史的褶皱中寻找答案。

一、金人刀锋下的“被迫登基”：生存与道德的撕裂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汴京，俘虏徽、钦二帝及宗室数千人北归。面对中原的统治真空，金人选择“以汉治汉”的策略，扶持傀儡政权以稳定局势。张邦昌的“皇帝”之位，从一开始便带着屈辱与被迫的底色。

“九族保一城”的生死抉择

金人明确要求立“异姓为帝”，并威胁若张邦昌拒绝，便屠城泄愤。作为北宋宰相，张邦昌深知称帝意味着遗臭万年，却更清楚拒绝将导致汴京数十万百姓血染街巷。他曾在百官面前痛哭绝食，甚至以自杀相逼，但最终在心腹劝谏下妥协：“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这种“以一人之辱换万民之生”的逻辑，在儒家“民本”思想中并非全无依据，却与“忠君”伦理形成尖锐冲突。

傀儡政权的荒诞图景

张邦昌即位后，通过一系列细节刻意划清与皇权的界限：

拒用“朕”称，自称“予”；

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拜；

办公时与臣僚对坐议事，而非端坐龙椅；

甚至将宫门上锁，贴上“臣张邦昌谨奉”的封条。

这些行为被《金史》评价为“遇事辄不敢专，皆取旨金国”，却也暗含其试图在傀儡身份中保留一丝尊严的挣扎。

二、从“伪帝”到“功臣”：权力游戏中的身份悖论

张邦昌的悲剧性在于，他既无法摆脱金人的控制，又难以获得南宋朝廷的信任。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权力博弈中，他成了最理想的牺牲品。

退位与拥立：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

金军撤离后，张邦昌立即采取三步自救策略：

迎元祐皇后垂帘听政，恢复赵宋宗庙；

遣使奉传国玉玺至南京，拥立康王赵构；

亲自赴南京“伏地恸哭请死”，以示忠心。

这些举动看似真诚，实则暗含政治算计：通过主动归还权力，他试图将“伪帝”身份转化为“护国功臣”的资本。赵构初期也确实给予其优待，封为太保、同安郡王，甚至允许其参与决策。

“私通妃嫔”的致命把柄

张邦昌的覆灭源于一桩桃色丑闻。据《宋史》记载，他在称帝期间曾与宋徽宗的嫔妃李春燕有染，归宋后仍藕断丝连。主战派领袖李纲抓住这一把柄，以“语斥乘舆”等罪名弹劾张邦昌。赵构虽知其冤，却不得不顺应舆论压力，最终将其贬至潭州，并迫使其自尽。这一事件暴露了封建王朝的政治逻辑：在民族危亡之际，统治者更需要通过严惩“叛徒”来凝聚人心，哪怕被惩者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

三、历史评价的撕裂：从“社稷之贼”到“悲剧英雄”

张邦昌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重构，其评价的撕裂折射出不同时代对“忠奸”标准的变迁。

传统史观：卖国求荣的典型

在南宋至清代的正史中，张邦昌被列入《叛臣传》，与秦桧、刘豫等人并列。这种评价基于儒家伦理的绝对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称帝异姓即是对赵宋王朝的背叛。李纲曾痛斥其“心迹如此，甚负国家”，认为他的行为比金人更可恶，因为“背叛者定律”在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道德正当性。

近代救亡思潮下的重新审视

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张邦昌的形象开始出现反转。一些学者将其与石敬瑭、吴三桂等传统“汉奸”区分，认为他“有救国之心无御虏之能”，其称帝是“为保护百姓而暂时妥协”。顾诚在《南明史》中更直言：“死而有益于国事，则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轻弃之？”这种观点强调实用主义，将道德评判让位于现实利益。

现代史学的多元视角

当代学者更倾向于将张邦昌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分析：

能力局限：他虽为宰相，却缺乏政治手腕与军事力量，无法像刘豫那样主动投靠金人，也无力像赵构那样重建政权；

时代困境：在“主战”与“主和”的二元对立中，任何妥协都被视为原罪，而张邦昌恰好成了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人性复杂：他既有贪生怕死的软弱，也有保护百姓的善念；既被迫接受皇位，又竭力划清界限。这种矛盾性使其成为历史中最真实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