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墙头草”的末路：孟达之死与三国权谋的终极博弈

公元228年，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在城头目睹魏军旌旗蔽日时，或许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这位曾先后效忠刘璋、刘备、曹丕的三姓家臣，最终在司马懿的雷霆一击下身首异处，其首级被悬于洛阳城门示众。这场持续十六日的围城战，不仅是军事谋略的巅峰对决，更是三国乱世中政治投机者的必然归宿。

一、背叛的基因：孟达的权力投机史

孟达的仕途轨迹堪称三国版“跳槽指南”。建安十六年（211年），这位扶风郡出身的将领随法正迎接刘备入蜀，却在刘备攻克成都后迅速转向。他率部攻占房陵、上庸，被委以宜都太守重任，却在关羽樊城之围时以“民心未安”为由拒绝救援，直接导致蜀汉“威震华夏”的军事行动功亏一篑。

这种背叛并非偶然。当刘备派义子刘封夺其兵权时，孟达已预感到权力危机。220年，他携四千部曲投奔曹丕，在谯县觐见时展现的“闲雅才辩”令曹丕惊叹，甚至与其同乘御辇，封散骑常侍、建武将军，执掌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的新城。这种政治投机带来的荣华，却埋下了致命隐患——司马懿等重臣始终视其为“巧言令色”之徒。

二、政治孤岛的崩塌：曹丕之死与权力真空

孟达在魏国的黄金时代随着曹丕驾崩戛然而止。226年，其政治盟友桓阶、夏侯尚相继病逝，朝中再无庇护者。更致命的是，他长期与魏兴太守申仪不和，这种派系矛盾在曹叡继位后彻底爆发。当诸葛亮派郭模诈降申仪，揭露其与吴蜀勾结时，孟达已陷入四面楚歌。

此时的他仍试图复制“三易其主”的成功模式，同时向诸葛亮和曹魏朝廷释放矛盾信号。他给诸葛亮的密信中计算：“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这种自以为是的时间差计算，暴露了其作为投机者的致命弱点——对政治博弈复杂性的低估。

三、司马懿的猎杀：军事谋略与心理战的完美结合

司马懿对孟达的围剿堪称教科书级操作。他深知孟达性格多疑，故先致书安抚：“将军昔弃刘备，国之罪人，今来告急，复知迟。”这封看似宽慰的信件，实则暗藏杀机——既拖延孟达起兵时间，又利用其犹豫不决的性格弱点。

当孟达还在纠结是否起事时，司马懿已率军日行二百里，八日抵达上庸。他采用“围三阙一”战术，切断孟达与吴蜀的联系，同时利用内奸打开城门。十六日激战后，孟达部将开城投降，这位曾经的新城太守被当街斩首。司马懿的谋略在此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精准把握了孟达“首鼠两端”的心理，通过时间差和情报战完成致命一击。

四、历史镜鉴：投机者的终极宿命

孟达的悲剧源于其政治人格的分裂性。他既渴望权力带来的荣华，又缺乏坚守的道德底线；既想在各方势力间左右逢源，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价值。这种矛盾在三国乱世中被无限放大——当曹丕需要展示招抚诚意时，他是“将帅之才”；当新帝需要稳定朝局时，他便成了必须清除的隐患。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孟达之死反映了三国政权对“忠诚”的严苛要求。无论是蜀汉的“汉贼不两立”，还是曹魏的“唯才是举”，本质都是对权力合法性的维护。孟达这类“三姓家奴”的存在，始终威胁着这种合法性，因此必遭清除。他的首级被悬于城门，不仅是对背叛者的惩戒，更是对所有潜在投机者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