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期清明理政到后期国势日衰，唐德宗走得是怎样的一条下坡路？

唐朝是一个享国近三个世纪的王朝，尽管其中大多数的皇帝并不像后来的明清皇帝那样辨识度很高，但仍旧有许多可值得说的当地。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世界舞台中心的位置现已不复存在，但即使如此，战乱后仍是呈现了两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即唐肃宗和唐代宗，对拯救唐王朝的颓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或许也正应证了富不过三代那句话，到了安史之乱后第三位皇帝唐德宗时，唐王朝又从头走起了下坡路。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在位之初也表现了一位明君应有的作为。在当时的唐朝除后出现的藩镇问题外，还有就是隋朝起实行的租庸调制度已经走向了尽头。租庸调制度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度的崩溃并不在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而在于和其配套的均田制出现了问题，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土地分给无地的新增人口了，北魏实行均田制是因为当时人少，而到了唐中期，人口的增长加上豪强大族的土地兼并，政府手中已经无地可均了，换言之就是土地国有制被破坏，小农从受控于国家变成受控于大地主，自然均田制就崩溃了，均田制崩溃，那与之匹配的按人丁租庸调的制度也就推行不下去了，因为无地者交付不起，而大地主则只缴纳与实际财产不想符合的少量税，为了解决这种局面，在承认土地兼并即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交地税的两税法也就呼之欲出了。地税的征收早已有之，而杨炎所做的只是将其制度化，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不再分原籍，只要在当地政府的管辖下，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两税法的实行虽然是迫不得已，甚至在后来也名存实亡，但却在当时起到了充盈政府财政的巨大作用，使得唐德宗统治前期呈现了繁荣的局面。

不过好景不长，虽然杨炎是从被贬的流放地调入京城辅佐德宗，并在次年被拜为宰相，然而杨炎后来的行为已经远远没有实行两税法时的那股精神了，而是开始以公济私，最终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唐王朝的国运。由于杨炎在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时期因为元载一案受到迫害，于是在拜为宰职后开始翻旧账，造成了大量官宣不合理的升迁贬谪，搞得朝廷乌烟瘴气。这些唐德宗看在眼里，但鉴于杨炎两税法缓解了财政问题，唐德宗还是忍了，但最终还是发生了一件让唐德宗忍无可忍的事件，那就是刘晏案，杨炎因为私仇诬陷刘晏要造反，最终唐德宗下诏赐死刘晏。而这一件冤案后来在整个朝廷掀起了很大的波澜，而为了摆脱关系的杨炎最终竟直接把这一件事的干系全部甩给了唐德宗，大有后来陈新甲和崇祯的感觉。后果可想而知，杨炎丧失了独揽朝政的地位，唐德宗开始重用与杨炎有私人恩怨的卢杞，而杨炎最终也终于被卢杞抓到把柄，最终以在王气之地建家庙为由，被唐德宗流放为崖州司马，流放途中，宦官秉承德宗旨意，将杨炎勒死，由此杨炎结束了一生起伏不定的仕途，也暗示了德宗一朝未来的命运。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留下了一个重病在身的太子继任为帝，是为唐顺宗，期间为了解决其父亲留下的宦官和藩镇问题，也试图以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与的王叔文变法挽回颓势，但一切正如唐王朝的国运一样，终究只是徒劳，而唐王朝也即将迈入其最为黑暗动荡的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