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裕：明朝中期的廉政典范与改革先锋

在明朝中期的政治舞台上，耿裕（1430-1496）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务实改革的作风，成为弘治年间吏治整顿的核心人物。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河南卢氏人，凭借父亲耿九畴（南京刑部尚书）的言传身教，自幼树立“以德辅政”的志向，其仕途轨迹与政治实践，深刻体现了明朝中期士大夫阶层对吏治清明的追求。

一、仕途沉浮：从谪贬泗州到执掌吏部

耿裕的仕途始于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及第，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转任户科、工科给事中。天顺元年（1457年），其父耿九畴因弹劾权臣石亨遭贬江西布政使，耿裕亦受牵连被贬泗州判官。这段谪居经历不仅未消磨其志向，反而使其更深刻体察民间疾苦。成化元年（1465年）复职后，他历任国子司业、祭酒，针对国子监中功臣贵族子弟“年幼骄纵”的问题，编纂《诸侯贵戚言行录》，以历史典故引导其修身治国，获明宪宗嘉许。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耿裕代尹旻为吏部尚书，开启其政治生涯巅峰。此时明朝官场已现腐败苗头，万安、李孜省等佞臣通过勾结宦官干预人事，耿裕上任后即以“铨政平允”著称，严格遵循“文官须经礼部推举”的祖制，拒绝内降恩荫。例如，当御用监匠人李纶等通过内宫旨意求官时，他援引成化年间诏令据理力争，虽未获明宪宗采纳，却彰显其坚守原则的品格。

二、改革实践：以节俭匡正奢靡之风

弘治元年（1488年），耿裕转任礼部尚书，直面“公私侈靡”的社会危机。他借灾异频发之机，连续上疏《节俭疏》《蠲省疏》，提出“三省六部率先垂范、光禄寺供应削减三成、地方贡品以实用为限”等具体措施。针对光禄寺以“供费不足”为由请求动用太仓银两的请求，他敏锐指出其中可能存在“侵盗弊”，促使明孝宗下令严查账目，最终节省白银数万两。

在宗教事务管理上，耿裕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明孝宗即位初期，番僧潜匿京师现象严重，他力主驱逐非诏留京的僧侣，仅允许乳奴班丹等15人驻留。当撒马儿罕、吐鲁番进贡狮子时，他三次上疏力谏，指出“狮子野兽，无足珍异”，且番邦“潜称可汗、兴兵犯顺”，接受贡狮将助长其骄横。明孝宗最终采纳其建议，遣返使团，维护了朝贡体系的尊严。

三、政治博弈：与佞臣集团的激烈交锋

耿裕的改革举措触动了万安、李孜省等佞臣的利益。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李孜省勾结同乡李裕，通过诬陷耿裕“结党营私”致其被贬南京礼部尚书。在南京任职期间，他仍坚持整顿吏治，针对南京守备太监请求增加奉先殿供品一事，他联合侍郎倪岳、周经上疏反对，认为“增供无益圣德，反启奢靡之风”。

弘治六年（1493年），耿裕重返中枢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此时他虽已年过六旬，仍坚持“考课必以实绩、铨叙杜绝请托”的原则。当明孝宗欲破格提拔宦官亲属时，他以“祖宗成法不可废”为由坚决反对，甚至不惜“长跪奏对”至深夜。这种刚直作风虽使其屡遭排挤，却为弘治中兴奠定了吏治基础。

四、历史评价：两世清廉的家风传承

耿裕的政治生涯始终贯穿着“清廉自守”的家风。其父耿九畴以“清惠”著称，任南京刑部尚书时“署门无杂宾，蔬食粝饭”，耿裕更是“自奉淡泊，两世贵盛而家业萧然”。《明史》评价其“秉铨数年，无爱憎，亦不徇毁誉，铨政称平”，徐溥则赞其“器度弘远，人莫能窥其涯”。

耿裕的改革实践虽未能彻底扭转明朝中期的政治颓势，但其“因势利导、力纠时弊”的治理智慧，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他编纂的《耿裕集》虽已散佚，但《明实录》中保留的20余道奏疏，仍可窥见这位改革先锋“以民为本、以制为纲”的政治理想。在当今反腐倡廉的背景下，耿裕的仕途经历与政治理念，无疑具有跨越时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