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现代体现

韩非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绝对服从的问题。

《韩非子·备内》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他说，群臣服从国君，并不是有骨肉之亲，而是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不得不如此。事实上，朝廷里如《韩非子·杨权》所说：是“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

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杨权》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韩非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说话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甚至他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

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后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

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

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拿到今天来看，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被管理者要进行业务考核，要让其名符其实；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在干部任免上要从基层选拔。韩非子说“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子·显学》），对于保证管理者的质量至关重要。

“势”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无论在专制时代还是民主时代，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权威都是必须肯定的，否则政出多门，言出多家会导致混乱。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搞活我们的经济，这就有可能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

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对于统一的政令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致使中央的许多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法律、政策贯彻不下去，最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老百姓对国家的权威性提出疑问。所以我们必须要树立国家的威信，以便使法律得以贯彻实施。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价值观并存、多种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韩非的“法治”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辅之以权威和手段，即：“抱法、处势、行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