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丞相谱系：从高祖到宣帝的权力中枢演变

西汉自高祖刘邦立国至宣帝刘询“中兴”，历时127年，共历13位皇帝，其间丞相一职作为帝国行政核心，其人选更迭与权力格局的演变紧密相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历代史籍记载，这一时期实际担任丞相者共28人，任期横跨高祖至宣帝五代君主，其籍贯、出身与施政风格折射出西汉政治生态的深刻变迁。

一、高祖至景帝：功臣集团主导的“关东相权”

西汉前期（高祖至景帝）的13位丞相中，10人出身关东地区，形成“关东出相”的政治传统。这一群体以沛县功臣为核心，兼具军事才能与行政经验：

萧何（前202-前193年在位）：沛县丰邑人，刘邦首席谋士，主持制定《九章律》，奠定汉朝法律基础。其任内“收秦律令图书藏之”，为帝国制度建设提供关键资源。

曹参（前193-前190年在位）：继萧何之后任相，以“萧规曹随”著称，强调无为而治，稳定高祖去世后的政局。

陈平、周勃、灌婴：均参与平定诸吕之乱，周勃更以“安刘氏者必勃也”的功勋成为景帝朝权臣。

此阶段丞相多兼具军功与政绩，其权力来源于开国战争中的战功及与刘邦的私人信任。例如，萧何虽因提议开放上林苑被短暂下狱，但很快复职，反映高祖对功臣集团的依赖与制衡并存的策略。

二、武帝至昭帝：儒法合流与外戚干政的交织

武帝至昭帝时期（前141-前74年），丞相职能逐渐从“总领百官”转向“辅佐天子”，其人选呈现两大特征：

儒学化转型：公孙弘（前124-前121年在位）作为首位布衣丞相，以“推明孔氏”获任，标志儒家思想正式进入决策层。其任内设太学、立五经博士，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外戚势力渗透：霍光（前87-前68年辅政）虽未正式担任丞相，但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总揽朝政，其家族成员如霍禹（前68年短暂任相）掌握实权，开启外戚专权先例。

此阶段丞相权力被削弱，武帝通过设立“中朝”削弱外朝丞相职权，同时利用酷吏如张汤、杜周打击异己，导致丞相群体逐渐边缘化。

三、宣帝时期：法家复兴与丞相职能的重构

宣帝刘询（前74-前48年在位）即位后，以“霸王道杂之”的施政理念重塑丞相角色，其任内的丞相群体呈现以下特点：

法家背景强化：魏相（前67-前59年在位）以“明经好律”著称，任内整顿吏治，抑治豪强，要求地方官吏“省诸用，宽赋税”，与宣帝“用法持重”的风格高度契合。

权力制衡艺术：丙吉（前59-前55年在位）虽以“宽厚”闻名，但宣帝通过提拔亲信如赵广汉、尹翁归等能臣，形成“丞相主静，御史主动”的治理格局，避免权臣坐大。

霍氏覆灭后的权力重组：霍光去世后，宣帝迅速清除霍氏势力，任用韦贤（前71-前67年在位）、黄霸（前55-前51年在位）等儒法兼通之士，既稳定政局，又推动“孝宣中兴”的实现。

宣帝朝丞相任期普遍较短（平均不足5年），反映皇帝对相权的严格控制。例如，魏相去世后，宣帝未立即补缺，而是由御史大夫于定国暂代，凸显其对中枢权力的精准把控。

四、丞相群体与西汉政治的深层关联

西汉丞相的演变轨迹，实质是皇权与相权、功臣集团与职业官僚、儒法思想之间博弈的缩影：

地域分布：前期“关东出相”反映开国功臣的地域集中性，后期儒学化导致丞相来源多元化，但关东仍占主流。

职能转型：从高祖时的“总百官之政”到宣帝时的“辅天子而理阴阳”，丞相逐渐从决策者转变为执行者。

权力消长：武帝通过“中朝”削弱相权，宣帝则以“法家复兴”强化行政效率，二者共同推动西汉从“功臣政治”向“文法吏政治”过渡。

西汉丞相群体的历史，是一部权力中枢的演变史。从萧何的“定国法”到魏相的“抑豪强”，从公孙弘的“尊儒术”到霍光的“专朝政”，这些人物的选择与命运，最终勾勒出西汉由盛转衰的政治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