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第三任大汗：孛儿只斤·贵由的权力之路与历史定位

蒙古帝国的权力更迭始终与黄金家族的内部博弈紧密相连。作为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汗长子，孛儿只斤·贵由（1206—1248年）的继位过程充满戏剧性，其短暂统治更折射出帝国扩张期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

一、权力真空：从西征前线到汗位之争

1241年窝阔台汗突然去世时，贵由正随拔都统率西路军征伐欧洲。其母乃马真·脱列哥那临朝称制，通过笼络权臣奥都剌合蛮、镇海等人，以“过渡政权”形式维持统治长达五年。这一时期，帝国出现三股势力：

乃马真后集团：以脱列哥那为核心，通过滥发赏赐、干预司法巩固权力，导致“法度不一，内外离心”；

斡赤斤夺权企图：窝阔台之弟斡赤斤以奔丧为名，率军逼近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被脱列哥那以军事威慑逼退；

拔都政治博弈：术赤系首领拔都以“患病”为由拒绝参加忽里勒台大会，实际对贵由继位形成掣肘。

1246年8月，脱列哥那在达兰达葩（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召集忽里勒台大会。尽管拔都缺席，但与会诸王在贵由提出“汗位世袭”条件后达成妥协——立誓“只要你的家族中还留一个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的人，我们都不会把汗位再给别人”。这一誓言既确保了窝阔台系的正统性，也为后续汗位争夺埋下隐患。

二、统治困境：改革与腐败的双重悖论

贵由即位后，试图通过三项举措重塑权威：

整肃吏治：诛杀脱列哥那宠臣奥都剌合蛮，重新启用前朝旧臣镇海为中书右丞相，任命牙刺瓦赤父子管理汉地与中亚事务；

废除弊政：废止脱列哥那时期滥发的“牌子钱”（一种高利贷凭证），试图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财政纪律；

军事威慑：1247年秋，以“西巡”为名率军西征，实为报复拔都拒不参会之仇。

然而，贵由的统治存在根本性矛盾：

健康危机：其自幼患拘挛病，执政期间“昼夜沉溺于酒色”，导致决策效率低下；

财政挥霍：为笼络诸王，贵由大开府库赏赐，仅1246年忽里勒台大会就耗费“白银六百四十锭，金币二万五千”；

权力分散：乃马真后虽于1247年去世，但贵由未能建立有效中央集权，各地宗王仍保持高度自治。

三、历史评价：能力与局限的双重镜像

西方传教士普兰·迦儿宾在《蒙古史》中记载：“贵由是一位有能力的大汗，但他非常专横，时刻警惕，防止别人侵犯他的权力。”这种评价体现在：

政治手腕：通过“汗位世袭”誓言绑定诸王利益，短暂稳定了窝阔台系统治；

军事遗产：其西征行动虽未实现目标，但客观上强化了帝国对中亚的控制，为后续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形成奠定基础；

制度缺陷：未能解决帝国扩张带来的管理真空问题，导致地方割据趋势加剧。

清末史学家柯劭忞在《新元史》中则指出：“定宗（贵由）诛杀奥部拉合蛮，任用镇海、耶律铸等大臣，赏罚之分明，比太宗（窝阔台）还要做得好。”这一评价侧重其改革尝试，但忽视了其统治的短暂性与局限性——贵由在位仅两年便病逝于横相乙儿（今新疆额敏县），汗位随即转入拖雷系蒙哥手中，标志着窝阔台系政治影响力的衰退。

四、历史定位：帝国扩张期的过渡性人物

贵由的统治处于蒙古帝国从“军事征服”向“行政治理”转型的关键节点。其改革尝试虽因早逝未竟全功，但暴露出帝国三大结构性矛盾：

中央与地方：诸王封地制度导致权力分散，汗位继承缺乏制度化保障；

游牧与农耕：贵由试图通过赏赐维持宗王忠诚，却加剧了财政危机；

家族与国家：黄金家族内部斗争消耗帝国资源，为四大汗国独立埋下伏笔。

1266年，忽必烈追尊贵由庙号为“定宗”，谥号“简平皇帝”，这一象征性举措既是对历史正统的承认，也暗含对窝阔台系政治遗产的重新诠释。贵由的短暂统治，成为蒙古帝国从“黄金家族共治”向“拖雷系独大”转型的缩影，其历史经验深刻影响了后续元朝的政治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