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史铸就的苦难与超越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代由盛转衰的见证者，被后世尊为“诗圣”。他的一生与安史之乱的历史洪流交织，以诗笔记录时代疮痍，用生命诠释“文章憎命达”的深刻内涵。从“会当凌绝顶”的少年壮志，到“朱门酒肉臭”的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与人生共同谱写了一部大唐的“诗史”。

一、世家子弟的少年时代（712-735）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其远祖为西汉御史大夫杜周，祖父杜审言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优渥的家世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杜甫奠定了扎实的文学根基。他自幼聪颖，七岁能诗，曾言“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开元年间，杜甫随父杜闲游历吴越、齐赵，二十岁漫游泰山时写下《望岳》，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展现了对功业的向往。这一时期的杜甫，虽已显露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如《登兖州城楼》中“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的沧桑感），但总体仍保持着世家子弟的乐观与自信。

二、长安困顿与仕途挫折（736-755）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赴长安应试，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落第。此后十年，他困居长安，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卑微姿态，向权贵投赠诗赋，却仅得河西尉、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等卑职。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开始转向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兵车行》以“车辚辚，马萧萧”的悲怆，揭露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恶果；

《丽人行》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的奢靡，讽刺杨国忠兄妹的骄奢；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更将阶级对立推向极致。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一微末官职尚未赴任，安史之乱便已爆发。

三、战乱流离与诗史巅峰（756-765）

安史之乱是杜甫人生的转折点。他携家逃难至鄜州羌村，途中目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惨状。至德二载（757年），杜甫冒险投奔肃宗，被授左拾遗，却因营救房琯触怒皇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西行，开启“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涯。在秦州、同谷的饥寒交迫中，他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以“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的自嘲，记录生存困境。同年冬，杜甫入蜀，在严武等友人资助下筑草堂于成都西郊，过上短暂安定生活，创作《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

然而，随着严武去世、蜀中军阀混战，杜甫不得不再次漂泊。大历元年（766年），他乘舟出三峡，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写下《登高》《秋兴八首》等巅峰之作。这些诗歌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雄浑意象，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融为一体。

四、孤舟病逝与诗名永存（766-770）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携家北归，途经江陵、潭州，最终病逝于湘江舟中。临终前，他留下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悲怆，为动荡时代作结。

杜甫的去世并未终结其影响。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称其“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正式确立其“诗圣”地位。宋代以后，随着理学兴起与市民文化发展，杜甫诗歌中的人文关怀与现实主义精神愈发受到推崇，其作品被编为《杜工部集》，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