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政治影响

在人们的印象里，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更多的就说不上来了，在苏轼熠熠光华的笼罩下，苏辙的存在感极弱，人们看不到他的闪光之处。

人们只知道苏辙的名望没有苏轼高，苏轼锋芒毕露，其实苏辙更是咄咄逼人，批评时政的言词比苏轼更犀利，就是皇帝、重臣也敢批评，一点不留情面，算得上是有宋以来的第一愤青。如果不是有个“明星哥哥”，他应该也能成为一个焦点人物。

1056年，苏洵从四川出发，送苏轼、苏辙兄弟俩进京参加礼部会试。这一次考试可以称为“史上第一名榜”，除了苏轼苏兄弟，还有曾巩（八大家之一）、曾布（曾巩的弟弟，位及宰相），还程颢（理学家）、张载（理学家）、吕惠卿（位及宰相），加上推荐官欧阳修，这些人都是未来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都是顶尖人物。

批评皇帝宋仁宗

那年苏辙22岁，正参加题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殿试。当时皇帝宋仁宗，已经五十二岁，执政三十余年。苏辙认为他懈于政事，于是在试卷中指出了他执政时候的四大缺点。

“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苏辙试题

第一点，皇帝懈政。您刚登基的时候，西夏作难，您为了国家昼不能坐、夜不能寐，天下人都说您如周文王一般小心谨慎。然而，当西夏退兵之后，您就弃置了忧惧之心。平常的时候懈政，不愿意深谋远虑；而有事情的时候，则太过于惊恐。“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

第二点，喜欢女色。这几年，宫中的姬妾都快千人了，皇帝您声色犬马，不顾政事；

第三点，乱花钱。皇帝你太爱花钱，现在国内民生疾苦，而你赏赐起达官贵人毫无节制、予取予求，从来不问原因；

第四点，朝中无人。因为你的懈怠和执政能力的欠缺，导致现在朝中大臣连愿意给你谏言的人都没有了。

整篇文章读下来，就不仅仅像是提建议了，而是把宋仁宗抨击的一钱不值。要知道，宋仁宗可是为数不多的被评价为“仁君”的皇帝。

就连写完了这篇文章后，苏辙自己也自嘲说，自己这次肯定考不上。

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司马光说应该作为第三等录取（在宋朝，科举分为四等，一二等是虚设，实际上最高的是三等）；而一个叫范镇的考官说：“这都把皇帝比喻成昏君了，应该直接打发回家。”

这个难题交到仁宗手里的时候，仁宗说：

“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宋史·苏辙传》

我命名题目为“直言”，现在要是因为别人“直言”让人家落榜，天下人会怎么说我？

后来，经过几个宰相的商量，苏辙被第四等录取。

批评皇帝宋神宗

在苏辙科举被录取后，并没有立马入朝为官，他主动要求在京城侍奉父亲。

四年以后，他出任大名府（当时也被称为“北京”）推官。没当多久，父亲苏洵就去世了，于是他和哥哥苏轼回家守孝三年。

等丁忧完，苏辙回到京城刚好赶上王安石变法。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宋神宗上书。

皇帝看文章写的不错，就召见于延和殿。

苏辙就开始说：“您这样改革变法根本不可能成功。你得先去赚钱。”

神宗就奇怪了，你这不是抬杠吗？王安石王相公主持的变法，里面的青苗法不就是用来赚钱的吗？你干嘛说同样的事情是错的？

接着苏辙辩解道，不是说青苗法不行，而是做事情要分清轻重缓急。一下子搞多条政策，却没有弄清楚先后顺序，这是十分糊涂的。应当把正确紧急的事情（赚钱）放到前头，后面的改革才能成功。要是把别的事情放到前头，你刚刚开始没多久，变法就被财政问题拖垮了。

王安石正好当时为了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就把苏辙拉了进来，担任高级参谋。

反对王安石变法

可是苏辙并未如其所愿，苏辙说：“青苗法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但肯定有吏员趁机贪污营私，而钱到百姓手里，即便是良民也会乱花。这样下来，就有悖于变法的初衷了。”

王安石听了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按下不表：“你说的有道理，我再考虑考虑。”

在青苗法还未正式颁布之前，后来有一个官员，在陕西私自施行“青苗法”，正合王安石心意。于是在秋天的时候，王安石派人去收取没收到的钱财。朝廷内外的人都觉得有所不妥，但也都不敢说。

但苏辙站出来说，“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后来发现很多大不可行，被天下人所耻笑。现在你们的行为和此事，有何不同。”

最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全面地否认了新法。而且主动向王安石申请调任，于是，未来的十几年间，苏辙被一贬再贬。最后，在1084年，被贬到安徽绩溪县当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