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文化举措

雍正朝的文化政策与清前期一脉相承。雍正帝多次拜诣孔子,在文教方面不仅继承了前朝政策,还开了不少创举。他定朝考、开书院,继续开设博学鸿词科。这一系列的文化政策笼络了人心,日益加强了清朝的统治地位,社会日益安定。然而,从侧面来讲,其文化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王朝衰落的步伐。

文化专制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

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理学思想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

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称“圣谕广训”。同时，地方官为便于讲解，便用白话、方言等各色形式对其扩充发挥，加上官方的极力推行，“释谕”和“讲谕”的活动在清代一时风行。

推广官话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雍正此举收效有限。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禁天主教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发布在全国禁止天主教的命令，并且不承认康熙发给传教士的“印票”。

雍正帝还召见了在京传教士，言明政策：“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福建官长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此为我国家之事，朕当负责执行者也。……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西有回人，朕欲阻其内入，毋使捣乱我中国。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推辞，惟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各省传教士50多人，连同5位主教被驱除出境。

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传教士也被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只有在钦天监工作的20人留用，但不准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