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外交举措

康熙是一位为后世贡献的很大的皇帝，在很多方面康熙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康熙在外交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对国家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赴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

同年，日本政府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锐减。

朝鲜

康熙年间，朝鲜放弃了北伐计划，康熙也对朝鲜实施德化政策，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得以平稳发展。三藩之乱时，朝鲜国王李棩（显宗）抵住国内舆论压力，并未起兵进攻清朝，而是继续进贡，从而获得了康熙的信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朝鲜发生大饥荒，国王李焞（肃宗）请求清朝赈济，康熙帝慷慨允诺，派人运送5万石粮食以救助朝鲜，并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以纪念此事。

不过，康熙时的中朝关系也有波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生了朝鲜边民越界杀人事件，康熙帝对此严肃处理，迫使朝鲜方面处死相关责任人，并罚银20000两。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与朝鲜勘界，划定了鸭绿江-图们江一线的中朝边界，并竖立了穆克登碑。

俄国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遣达斡尔总管孟额德赴中国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敦促沙俄军撤出中国领土雅克萨（在黑龙江省漠河县东、呼玛西北黑龙江北岸）。《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断深化。为此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设俄罗斯馆，隶属理藩院，安置来京俄商及传教士、留学生，附设东正教堂。为了适应中俄交流的需求，康熙帝还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设俄罗斯学，隶属内阁，招收八旗子弟，培养俄语翻译人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

欧洲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

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同时，康熙对欧洲国家表示警惕，他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中亚与西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大臣图理琛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沿途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后以《异域录》一书呈报，书中甚至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海禁、弛禁

康熙为了打击郑氏台湾，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最初的濒海三十里左右，到后来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此政策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禁，并以广东先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开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史称四口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