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是清朝第七位皇帝,在为初期由于乾隆禅位担任太上皇,因此嘉庆还并无实权。等乾隆帝死后,嘉庆才开始独揽大权,实际上嘉庆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贪污,所以他一上来就大理惩治贪官,并且第一时间将和珅治罪。嘉庆皇帝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贪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比以前更加猖狂。此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问题越来越多,导致国力开始走衰,嘉庆本想当一位明君,却没能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在走。

所谓的“明君”,是指英明的君主,出处《左传·成公二年》:“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 唐·骆宾王 《宿温城望军营》诗:“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广开言路”向来就是“明君”的写照,这也是封建社会作为“明君”更愿意尝试带领国家走“民主路线”的一个写照。然而,在很多时候,此“广开言路”却不同于彼“广开言路”。在中国古代,“广开言路”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纳谏”,更多的时候,“纳谏”的本质,也不过是巩固帝王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很多封建帝王,为了表明自己“虚怀若谷”的形象,常常会高举“纳谏”的旗帜。
在高举“纳谏”的皇帝中,不乏明君,比:如唐太宗。根据历史的记载,唐太宗公私分明,被揭短而不嫌痛,虚心听取多方意见,开明之极,更让唐朝出现了一个盛世的局面。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纳谏”,对于治国安邦的君主来说,真是有着诸多裨益。
而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高举“纳谏”旗帜的君主,都会像唐太宗这样的开明,有的往往只是效仿历史,树立自身形象而已。更有甚者,一些君主把“纳谏”这把治国利器,作为了自己铲除异己诱导大臣犯错,将忠臣送上断头台的一把“利刃”。
这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清朝第五任皇帝嘉庆了。当年,嘉庆帝登基之时,正值清朝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过渡时期。前朝遗留下来的问题诸多,权臣当道,言路堵塞,大臣之间内耗严重,朝廷表面风光,实则败絮其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确实给当时刚刚亲政的嘉庆帝,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和压力。

此时,嘉庆帝想要“开门纳谏”,最初,他渴望着“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治国理念,渴望励精图治,让清朝在他的手中呈现出一片繁荣鼎盛的局面。但不幸的是,当时,嘉庆帝头上还有“太上皇”乾隆帝当道,这也导致嘉庆帝心中的许多治国抱负,无法得以施展。
由于“太上皇”乾隆帝一直手握实权,导致嘉庆帝无法亲自治国。而这样的局面,在嘉庆帝登基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1799年,即:嘉庆四年,乾隆帝驾崩,国家的实权终于落到了嘉庆帝的手中,他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在乾隆帝驾崩几天之后,嘉庆帝立刻发布诏书昭告天下:号召大臣们勇于上奏折进谏,表达自己的治国想法,帮助嘉庆帝改进治国工作。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呼声一篇。嘉庆帝的诏书昭告天下后,立即引来了无数大臣的支持与热烈的相应。
之后,大臣们相继上书进谏,其中,御史广兴协同给事中广泰以及王念孙等大臣纷纷上书,一起弹劾了当时权倾朝野的贪官和珅。而嘉庆帝也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举动,下令立即查办和珅。嘉庆帝的这一举动,不仅扳倒了国家之患,还除掉了当时令帝王无法卧榻安睡的政敌。
铲除和珅之事过后,朝野上下的大臣们,无不弹冠相庆,拍手称快。而且,对于嘉庆帝的“广开言路”,积极“纳谏”一事,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身为明君的治国作风,也为了向大臣们进一步表明自己“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帝平反了在乾隆帝执政时期,因为直言不逊而获罪的曹锡宝和尹壮图两位“忠臣”。

这在当时的清朝,更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原本,早已沉寂的政治氛围,在嘉庆帝大刀阔斧的举动中,犹如一潭死水被打破,言路大开。上到国家的朝廷重臣,下到地方的无名小官,都可以上书进谏皇帝,对朝政治国提出意见。一时间,人们心中嘉庆帝的形象,瞬间变得无比光辉。但是,万事万物有利就有弊,随着言路的开放,各种各样的治国意见,随之而来。
毕竟,言路大开就会涌现出更多愿意为国家积极进谏忠言的大臣,但是,“忠言逆耳”从来都不假。
然而,这些忠言的到来,却极大地突破了嘉庆帝“纳谏”的底线。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积极纳谏带来的后果,这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可以说,他只是把纳谏作为树立自身形象,拉进君臣之间距离的一个工具而已。最终,这一切的忠言,慢慢引起了嘉庆帝的反感,因为,当初他选择广开言路,也只不过是希望更多的“合于己意”的“正言”涌现出来。
所以,那些“逆耳之言”,嘉庆帝开始越来越反感。
而最初,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嘉庆帝选择了忍耐,他心中打算,这种对于治国无益的所谓的“妄言”,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由此,他选择了鼓励官员们继续大胆进谏。但是,在君主这样的诱导之下,越来越多的尤其是那些涉世未深的知识分子们,内心炙热地以为自己生逢幸世、遇到明君,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了,所以,便开始大肆地抨击朝廷的弊病。

甚至,还有人肆无忌惮地批评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殊不知,嘉庆帝却是一个擅长玩“阴谋”的政治家,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官员,落入到了嘉庆帝用“纳谏”设下的陷阱之中而不自知。
在清朝的历史中,洪亮吉一案,就是嘉庆帝时期最典型的例子。
洪亮吉是嘉庆时期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也是一位饱读之士,当时,任职翰林院编修。因为,洪亮吉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所以,对于乾隆末年,以及嘉庆初期面临的治国问题,有着特别清晰的见解和认识。在后来的史实中,通过洪亮吉的作品《治平篇》以及《生计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洪亮吉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也是他最早提出:“过快的人口增长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平时的洪亮吉,就是一位性情耿直,直言不讳的人。当遇到嘉庆帝“广开言路”的治国策略之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想要为国家励精图治、为民造福的伟大抱负,洋洋洒洒地书写了将近六千字的进言书,并拜托军机处大臣成亲王,以及吏部尚书朱珪与吏部右侍郎刘权,辗转将这封谏言书呈交给了嘉庆帝。然而,在这份进言书中洪亮吉用词十分激烈,他认为:“当时的国家,嘉庆帝虽励精图治,但是,没有将措施运用到根本,国家还是世风日下,赏罚不明... ...”
并且,还说道:“嘉庆帝看似广开了言路,实则言路未通畅,大臣们看似整肃了朝政,其实,朝野内部依旧是一片混乱... ...”除此之外,对于很多大臣的做法,洪亮吉更是给出了十分露骨的抨击。他认为:“大臣们大多都是欺软怕硬之辈,整天都在研究如何取悦皇帝而升官,没有人愿意站在为百姓造福的角度,为国家贡献力量... ...”而最为过分的则是在进谏书的最后,洪亮吉居然劈头盖脸地讽刺嘉庆帝。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
“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 ...”
大概意思就是:“指责嘉庆帝处理朝政拖拖拉拉,犹豫不定,最后,还讽刺嘉庆帝,是不是被身边的馋臣、戏子、妻妾迷住而无心朝政... ...”
尽管,洪亮吉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朝廷内外的种种弊病,不管是对于国家百姓还是朝廷大臣,亦或是嘉庆帝本人,都是十分有建设性意见的。从他的谏言中,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位大臣的一片赤诚。但是,他虽然用情至深,但却违背了嘉庆帝广开言路的真实用意,也更着实伤害了嘉庆帝的自尊心。
据记载,嘉庆帝在阅读完洪亮吉上奏的谏言书后大为恼怒,怒斥洪亮吉“诽谤朝政”,认为:洪亮吉以一个小臣的胸怀,妄加评判朝廷百官包括皇帝本人,其用意居心叵测。并立即下旨将洪亮吉革职查办,交由军机汇同刑部一同审问。最后,刑部以大不敬之罪,定罪洪亮吉,并处以斩立决。但是,在朱珪等大臣纷纷求情下,嘉庆帝才让洪亮吉免于一死,改为充军伊犁。
在这之后,洪亮吉充军百日之时天遇大旱,嘉庆帝求雨不得,自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而得罪了上天,所以,这才选择了大赦天下,洪亮吉因此而得到赦免。但是,他却不可以再回朝做官,只能返回原籍老家度过残生,并且,在此期间他还要接受朝廷的监督改造。日子虽然好过了些,但是,洪亮吉最终都未能替自己摘掉“大不敬”的帽子。
在洪亮吉事件发生后,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嘉庆“纳谏”下的真实面目,看似表面开明无限的“明君”,原来,也只不过是一位自以为是,心口不一的“昏君”而已。至此,刚刚回春的言路再度被嘉庆帝的举动阻塞了,这也导致言官们一个个也变得如履薄冰,很少再有忠臣愿意冒险为时局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就连小小的建议都很少提出了。

在那段时间,很多本该查办的大案,也很少有人愿意出面去查,生怕做错了什么被皇帝治罪,致使曾经一度鼎沸的广开言路,瞬间被打击的无声无息。但是,聪明的嘉庆帝,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政治氛围,十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又撰写了《谏臣诫》,鼓励言官们要向朱云、魏征那样,公平公正地反应朝廷问题,不畏强权见到扰乱朝廷纲纪的事情,要勇于进谏。
然而,现实却是,官员们早已被嘉庆帝的出尔反尔戏弄怕了,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嘉庆帝再怎么游说大臣,也没有人敢再次百无禁忌而为之了。而最后的结果正是:嘉庆帝如此的心怀叵测导致其自食恶果,朝廷上下被他一手弄的乌烟瘴气、积重难返!并且,嘉庆帝的虚伪纳谏,对后世尤其是清朝的国运,留下了相当可怕的影响。
总的来说,嘉庆帝与他的父、祖相比,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他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引蛇出洞”的招数,让数十万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耿直,自己的忧国忧民而惨遭毒手。哪怕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透过历史依然能感受到嘉庆帝那幽灵闪现的内心,和不断故伎重演的手段,不由得令人不寒而栗。历史的车轮总在不断滚滚向前,有时候,虽然经历的人不一样,但是,在很多时候结局却惊人的相似,这样用“纳谏”当幌子的昏君,真的是数不胜数。
最终,事情发展到最后,大多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悲惨后果,真可谓是历史可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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