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起源于什么时候

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才被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

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发端人物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

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今文经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而“古文经”又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的发现；二是宫庭秘府藏书的公开；三是民间经师的传习。这三者比较起来，当然是从坏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经典更加可靠。因此刘歆竭力主张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为博士。

其重点又在《左氏春秋》。因为刘歆认为，与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倍受尊崇的公羊春秋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刘歆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刘歆所谓只有《左传》才是孔门真传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古文经学家刘歆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和谶纬神学中作为黑帝之子的神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发展

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时未能实现。但平帝即位后，王莽为了改制代汉，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到东汉时又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了马融、许慎、郑玄、贾逵、服虔、卢植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典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一千多年之后，在清末时今文经学才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