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中国：古代哪朝一战竟打掉日本千年野心

朝鲜半岛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唐朝时期中日白江口之战示意图

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回国。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位百济王，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

但好景不长，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因百济王子要求，日本派重兵入朝，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唐朝远征

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日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仅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打乱了日军阵形，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盛世唐朝为何强大：只因唐太宗能藏富于民

唐太宗听了魏征的建议坚持“以德治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李世民剧照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隋灭亡后库存还够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国”是当政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怎么才能真正落实于行动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饰太平呢？唐太宗给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样。

李承乾剧照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经把治国的核心问题简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阐述：“君何以名？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表现，国家政务千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爱护百姓。怎么做呢？两个字：轻税。

把财富集中于国家，还是“藏富于民”，唐朝有着前车之鉴。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间，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户数翻了一番多，从开国时不足400万户，直线上升至900万户；修葺北方万里长城，开凿从江南到洛阳、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运河，绵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对外方面则北平突厥，南绥百越，西逐吐谷浑，东征高句丽。隋朝所做的事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隋朝这个大帝国会轰然倒塌、毁于一旦呢？这决不是市井流传的隋炀帝猎色所致。

中国古代的税收基本上是人头税，官方勤于清点户口，实质上是为了增税。反过来，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从官方的户籍上逃匿隐漏。所以，古代户口数从来不准确，户口增减反映的是官方与百姓的税收之争。隋朝在短短时间内实现户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结果，而是朝廷严厉税收政策的产物，户口倍增就意味着税收成倍成倍地增加。为了增税，隋朝还实行小户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户税。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难以老有所依，这同传统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经让臣下清点隋朝留下的仓库，经过隋末唐初的动乱与战争，竟然库存量还能够让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换句话说，隋朝38年征收的赋税，够得上全国使用将近百年，税率之高，令人咋舌。国家兴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恶，不仅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承担，超过这个限度，与民争利，则虽善犹恶。唐太宗君臣总结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指出：“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杨广剧照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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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羽懂得“仁信”怎会灭亡？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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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海纳百川奠基了文化繁荣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

在文化建设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盛世大唐

五胡十六国以来，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各种外来乐器、曲子、舞蹈风靡于世，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把音乐政治化的理论束缚，出现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朝廷开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乐规范，这就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当时的情况而言，吸收外来音乐的精华，例如音阶的确定、转调的采用等等，乃大势所趋。但是，坚持儒家传统的音乐政治化理论的人提出，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百姓各个阶层，在音乐表现上，黄钟调专属于君，如果乐曲中途转调，岂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颠倒、国家失序吗？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传统上去，把魏晋以来音乐艺术的进步统统视为淫邪，予以禁断。争论的双方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当时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出来裁决，他在文化上是一个顽固的君主至上论者，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旧儒之说，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灭亡了，唐太宗时期，制定音乐标准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争论依旧，就看唐太宗如何决断了。

最终，唐太宗坚决抵制了将音乐政治化的说法，魏晋以来的音乐进步得到了肯定，艺术得到了解放，这才有了唐朝盛大乐舞的恢宏场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确立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种艺术、宗教、思想、学术都登上唐朝这个大舞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最为开放、最有气势的文化繁荣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