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上下5000年,不过很多老外只承认有3000年,那么这些老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因为中国有非常准确的编年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在这之后,中国的历史年份记载就从未出错过,而在这个时间之前是非常混乱的,无序的。那么公元前84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何从这个时候开始计算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之所以中国准确的编年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是因为那一年,中国历史出了大事。
在这之前,周朝在周穆王的时候,制定了三千条刑法,犯法的人受的刑罚有五种,叫做“五刑”。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等。到了周厉王时期,就更加的残暴,周厉王提出了“专利”概念,将国家内所有的山川,河流归于国有化,这些东西其实在之前都只是属于民间自由利用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周厉王的“专利”目的在于大肆增加国家收入,增加收入后供他周厉王挥霍。
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而且国人稍有不敬或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就会被杀头。在这样的压力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
终于,到了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厉王出走后,朝廷里没有国王,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

有一种历史文本叫编年史,也就是按照时间年代顺序把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下来,也称之为纪年。其中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记录而形成的编年史,就叫正史。世界上最早采用这种体例是我们中国编年史,而且一直延续迄今记录了2800多年。
编年史这件事是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头的。《史记》虽然是从黄帝写起的,但是直到共和元年的公元前841年才给予准确的纪年,此后的史家也依此延续,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司马光的编年史也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
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为了编订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年表。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才将中国历史纪年推算到了公元前1300年,只是这一研究至今仍有不同的说法。也许,最近出土的三星堆如果后期有年份记载的,说不准将会成为世界最大奇迹。
其实,司马迁的做法是对的,因为空白总比瞎编好。司马迁坚守着编订纪年必须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的原则,而他当时掌握的可靠纪年资料又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司马迁仅追溯到700余年前的具体年代,再往前,即夏商周的记载,仅有世系(各个王在位的先后顺序),而没有具体年代。本来,司马迁认为自黄帝时代以来应该就有历史纪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也是有纪年的;可是他在写《史记》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历史记录不全,说法也各不相同,模糊不清,真实的纪年没法确定;只有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后的纪年才是连贯一致的,可以确定的,于是他只能以此为开头编订纪年。

其实,周朝从周成王、周康王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到了周穆王时期,贵族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一些衰落的贵族和士人的社会地位随着财富的缩水而不断下降,渐渐的和城内的平民杂居。
另一方面,即便有嫡长子制度最为保障,周朝依然出现了宗亲政变继位的情况。后来周夷王在地方诸侯的帮助下夺取了王位,但这样却导致地方上的大诸侯不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周夷王继位的时候,周朝不论内外,都已经处于矛盾的一个临界点了。
此时,地方上的诸侯出现了大鱼吃小鱼的局面,强国日益无视周朝权威。一次,周夷王为了树立威望,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今临淄)迁都自己的封邑薄姑(今临淄西北五十公里处)。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政变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这就是齐献公。
齐国的此次兵变,根本没把周朝放在眼里,齐献公不仅绕过周夷王,还把都城从薄姑迁回营丘。此外,齐献公将齐胡公诸子尽数驱逐出齐国,并扩建营丘城,因营丘临靠淄水,故改名为临淄。
齐文公时,齐国内乱终于有所平息,齐国也渐渐平稳发展起来。到了齐桓公时期,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和兵民合一的制度,使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同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见,是为平定宋国的动乱。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便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的第一次。前679年,各诸侯与齐桓公在鄄地盟会,齐国从此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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