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苏轼的不同之处

苏轼与苏辙作为亲兄弟，又都文采斐然，有很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相反之处。下面来一起看看他们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性格

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

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

苏轼喜欢游山玩水，如果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尝不拎其衣襟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苏辙对此也有兴趣，常常从之游，但是没有到苏轼那个程度，所以苏轼常常是翩然独往。这种性格，对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辙的政治主张常常比苏轼还尖锐激烈，但他遭受政敌的迫害却比苏轼轻得多。据《宋史》本传载，王安石以苏辙寡言鲜语，素有敬心。

无论被贬何处，苏轼都要与朋友交往，往来书信，因此轶事多多。

苏辙自汝南返回颍昌后的十年中，除见过极个别的亲友外，几乎谢绝了一切往还，连大门也很少出。他说：“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尘外恶，且忍闲居苦。”(《见儿侄唱酬次韵》)“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杜门》)。“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闭门》)。

他的“闭门不出”，完全是为时局所迫，完全是为了避祸。

苏辙自三十岁最后一次离开故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蜀。他们兄弟本来一直思念故乡，但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辙直归颍昌，苏轼则在颍昌、常州之间犹豫不决，但二人都不敢回蜀居住。因为他们若回故乡，必然给政敌以话柄，对自己更加不利。

仕途

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苏辙比苏轼更不得志。

苏辙应制科试，因出言“不逊”，被抑入四等。苏轼初从政，就是凤翔签判，苏辙仅被命为商州军事推官，且未赴任，起点就比苏轼低得多。

在熙宁年间，苏轼历任密、徐、湖三州地方长官，苏辙却一直担任幕僚，贬官筠州以前，才做到南京签书判官。

但在元祐年间，苏辙很快从小小县令跃居副相，苏轼却遭到新、旧两党的夹击，不安于朝，奔走于地方和朝廷之间。

政绩

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地方政绩颇为显著。

苏辙仅元祐末由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但为时甚短。其前还作过半年的绩溪令，又在生病。因此，他的地方政绩几无可言。苏辙一生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在朝廷任职期间。苏辙的政治才能，也只在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由于苏辙晚年有十余年的闲暇致力于著述，因此他的学术著作比苏轼还多。

苏轼有《易传》9卷(实为三苏合著)、《书传》13卷(今本20卷)、《论语说》5卷，共27卷。

苏辙有《诗集传》20卷、《春秋集解》12卷、《老子解》2卷、《古史》60卷，共94卷，收入文集的《孟子解》、《论语拾遗》、《历代论》等还未计算在内。

如果说苏辙在年齿、爵位、学术成就方面超过了苏轼，那么在文学艺术领域却比苏轼略逊一筹。苏轼是通才，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苏辙是偏才，他的成就主要在诗歌、散文方面。

晚年

苏轼晚年主要在海南度过，后来北归客死常州，因此无暇整理旧作，也无暇安排子孙后世，更谈不上安度晚年。

苏辙则不同，他的晚年平静而祥和。在颍昌，他与三个儿子忙于经营住宅。苏辙子孙成群，家有百口，不止是他自己的子孙，而且还包括了苏轼的子孙。

文学

一般人都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苏辙，其实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

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

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淡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就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

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实事求是地讲，苏轼的文学成就确实高于苏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辙的文学成就就没有他的特色，或者说文学成就低。

他们兄弟俩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同，气质不同，不能简单的做优劣比对。

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他们的文学成就与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