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娥与王曾计逐丁谓

刘娥垂帘听政与宋仁宗时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宽松风气盛行，诞生了诸多名臣才子，连中三元的王曾不仅仅是赫赫有名的学霸，更是一代名相，计逐权臣丁谓为人所津津乐道。

当时太后刘娥与小赵祯两宫垂帘、辅臣上奏议事的建议便是王曾所坚持的成绩，这是依旧东汉时期的旧例，为此与丁谓发生了不少争执。要知道，丁谓早在宋真宗时期就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正宰相，一时风光无限。

虽说，丁谓年轻时被誉为“文追韩柳，诗似杜甫”，也做过不少为国为民的好事，但此后也因为争名逐利而成了“奸邪之臣”，因此王曾惹上了丁谓可不是一件“好事”。

在丁谓看来，刘娥不过是女流之辈，小赵祯也好糊弄，大事与太后商量、小事则由宦者雷允恭传话盖章即可，希冀与雷允恭内外联络以达到大权我有的“地步”。

为何说王曾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事实上就实力而言王曾不如丁谓，因此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就如同徐阶表面服帖严嵩一般，低眉顺眼、伺机以待。

在丁谓的坚持下，诸大臣议政大多只与太后会面，其余人等又以丁谓马首是瞻，在这种情况下王曾即使想要向太后刘娥揭发丁谓也无计可施。

因此，王曾在丁谓面前表现得如同温顺绵羊，甚至于自身无子希望侄子入嗣的小事也请丁谓一同汇报太后，也正是如此，丁谓中计了。在丁谓看来，寇准等人已经被贬谪，王曾又如同小媳妇般温顺，与太后会面也就无甚威胁了，而这却成了丁谓“犯事”的开始。

外有丁谓、内有雷允恭，两人同流合污，可以称得上一条船上的蚂蚱，因此王曾从雷允恭入手，收集了不少证据。

雷允恭主持宋真宗陵墓建设，擅自移墓导致进水，王曾就此告了一状，此后趁热打铁，将丁谓、雷允恭之间的勾当统统讲与了刘娥，虽说刘娥有“吕武之才”，但却无“吕武之恶”，听闻如此自然饶不得二人。

时人歌谣唱到“欲使天下清，拔去眼中钉”，雷允恭犯事处死，丁谓则一落千丈，被罢相贬谪去了崖州。王曾计逐权臣丁谓为人称道，堪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正是有此城府，丁谓之倒台才会来得如此之快。

不过，王曾与徐阶又有所不同，虽说都是暗下发力挤垮了“老上司”，然而徐阶却成了另一个严嵩，而王曾依旧是王曾。

虽说王曾绵里藏针，但其官声灼灼、政绩也不错，以至于百姓为其立下生祠以纪念祈福。曹利用也曾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正宰相，就资历而言还要比之丁谓老，然而“小年轻”王曾冒头排在了上头，这使得曹利用不大高兴，因此处处说王曾坏话。

事实上，曹利用此人并无大恶，相反还致力于制裁侥幸小人，其“获罪”的很大缘故是由于“不善变通”，得罪了太后刘娥及宦者。因此，虽说曹利用对于王曾有些仗势欺人倚老卖老，但于政务上却还属忠直，所以王曾在其落魄之时没有选择落井下石，甚至为其发声。

王曾有一言“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这是说给范仲淹的，虽说是解释自己为何举荐人才却不公开，但却也是大公无私的一种德行。范仲淹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操守，“文正”便是最好的赞颂，而王曾，巧了也是“文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