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称赞忽必烈:“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在元朝短暂的历史中,忽必烈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皇帝。
忽必烈在少年时期就受到祖父成吉思汗的格外器重,预言他将会使大蒙古国更加强大。果不其然,忽必烈凭着他过人的能力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就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到了晚年也是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肥胖和病痛的折磨。
至元十六年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在他统治的前二十年中,所有的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可是,这一年后,国事的烦扰、爱妻、最钟意太子真金接连去世击垮了忽必烈,还有蒙古贵族暴饮暴食、爱好肉食、酗酒如命的生活习惯也在加速恶化忽必烈的健康。
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许多汉族学者不满蒙古统治,拒绝与蒙古人合作。比如文天祥,忽必烈想尽一切方法都无法使他效命蒙古,最终杀身成仁。同时,忽必烈早年建立的对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中坚人物比如许衡、姚枢和王鹗等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
这时,忽必烈已经年近七十岁,开始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而且,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
至元十八年,忽必烈最钟情的妻子察必去世,使忽必烈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察必容貌漂亮,忽必烈未继位之前,她便侍奉忽必烈,在元世祖众多妻妾中最受宠爱,并为元世祖生下长子真金。不管在生活中还是政治上,察必都对忽必烈影响巨大。蒙古帽本无前檐,忽必烈常感到阳光耀眼,并将此事告诉察必,察必加上前檐,忽必烈大喜,以后就成为蒙古帽的定式。后又为忽必烈制衣一件,没有衣襟,没有领袖,后长前短,有两根带子,名曰“比甲”,便于骑马射箭,当时人皆仿效之,成为时装。
在争夺蒙古大汗时,她总是把最新信息传达给在南宋作战的忽必烈,又派人去见忽必烈让其北归,才有了忽必烈的大汗之位。至元十年察必被册封为皇后,元代册封皇后的礼仪,自此开始。
她的贤惠犹如朱元璋的马皇后,她总是巧妙劝谏忽必烈的错误决定,又勤俭节约,亲率宫女进行纺织,将旧弓弦的丝织成绸缎以做衣服;宣徽院的羊皮置之无用,她取来缝为地毯。
所以在元朝建立之初,察必就是忽必烈的左右手。察必所生的儿子真金早已被立为皇太子。察必还是忽必烈妻子当中唯一在太庙中立有牌位的女人。
察必无疑是忽必烈最疼爱的妻子,她的去世令忽必烈心碎。在忽必烈所有妻子中,只有她的画像留存了下来,这幅画像是由汉人和蒙古画家联合绘制的。这无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忽必烈晚年在决策方面会反复无常,那是因为他对察必的去世感到深深的悲伤。同样使他感到悲哀的还有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的去世。
元世祖忽必烈共有十二子,长子朵而只早卒,因此一般以真金为长子。真金出生时,忽必烈请高僧海云为其摩顶命名,海云以世间万物真金最贵,故取汉名真金。忽必烈对真金倾尽所能去培养,他的老师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真金受汉文化影响非常深。于至元十年二月立真金为皇太子。
后来,随着一帮汉族大臣的相继去世,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汉臣地位降低,无力抗衡,因此把希望寄托在真金身上,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在奉旨斋蘸之后李居寿对忽必烈说:“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
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让太子理政,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真金上台后作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尖锐对立。
后来两派矛盾愈演愈烈,忽必烈父子政见也愈来愈不同。至元二十二年春,有一名南台御史上疏请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并请南必皇后(察必去世后的继任)勿再干政。
这事被理财派利用大做文章,惹恼了忽必烈,要彻查此事,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十二月十日病死,享年四十三岁。他的命运很像明朝太子朱标。
真金是忽必烈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他曾精心培养他,以便将来承担大汗和中国皇帝的重任。然而他英年早逝,使忽必烈心灰意冷,更打乱了忽必烈的继承人计划,使整个朝廷充满阴郁的气氛。
真金死后,忽必烈于次年正月初一停止朝贺,为其上谥号为“明孝”。真金死后,真金的儿子铁穆耳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个人的不幸加上国内外决策的失败,使忽必烈感到沉重的压力,也使他越来越转向穷奢极欲,寻求安慰和满足,而这更加剧了他的健康恶化。
宫廷宴变得越来越奢华,宴会菜肴主要以肉食为主。为了使忽必烈感到舒心,日常饭食也是精心制作且相当奢侈。煮羊肉和烤全羊是两道必上的菜,再加上其他肥腻食物作为肉食的补充。
蒙古人从不在乎暴饮暴食,特别在正式场合更是这样。暴饮暴食成了一种习惯。蒙古可汗历来都酗酒,而此时忽必烈也养成了这种恶习。他暴饮忽迷思和葡萄酒,使他更无法解决面对的政治危机。
这样的饮食不肥胖才怪呢,而肥胖导致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在他最后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被肥胖和由此带来的其他疾病所困扰。至元十七年,刘贯道为他画的像已经显露出他的肥胖体态。
他胖得不成样子,并开始遭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他的酗酒习惯更加重了他的疾病。
马可·波罗是曾亲眼目睹蒙古宫廷无节制宴饮场面的人之一。忽必烈和其他许多蒙古人一样,无法改变他的酗酒习惯,特别是当他被悲痛和衰老控制的时候,更是如此。
忽必烈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疗他的病症,从东南亚的药物和医生到高丽巫师,什么都用过了,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而他暴饮暴食的习惯依然如故。
衰老、倦怠、失望和酗酒无度终于敲响了他的丧钟。晚年的忽必烈极为沮丧消沉,他甚至拒绝接见那些按惯例来向大汗拜年的人们。至元三十年,忽必烈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二月十八日,他死在皇宫中的紫檀殿,时年八十岁。亲王和高官纷纷来到元廷表示哀悼,向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问安。即使刚强勇武,忽必烈依然与平常人一样,逃不过感情打击,感情上遭遇让他对朝政也渐渐失去兴趣,转而寻求感官之乐,放纵麻痹自己。
虽然忽必烈的晚年穷奢极欲,但是疼痛也始终折磨着他,总体来说,历史对他的评价是褒大过贬,是一位较为英明睿智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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