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生病宋仁宗下令推迟考试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天灾，甚至不乏人故。

其中就有一次，因为苏辙生病了，宋仁宗为了苏辙一人，下令推迟考试。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

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

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

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

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

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或许与溽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是川娃子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请求推迟考试。

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他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

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仁宗陛下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彼时，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头，作为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天子，他治下的国家可称“民富”，但不够“兵强”，在西北边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终让皇帝头疼。幸好，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流坐镇边庭，从“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语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歌谣中，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既是长城，说话就有分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谢世，国有疑难总要仰赖韩大人。

因此，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请求延考的建言，既给老臣面子，也给新人机会，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可谓三全其美之事。

那么，在这次的制科考试中，二苏的成绩究竟如何呢？按照考规，兄弟俩先各自写了五十篇治国理政的策论，和同场考生一道经过六位考官的层层核选，才在御政殿前觐见天子，接受“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的策问。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兄弟二人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苏轼的发挥非常稳定，解题有方，答题到位，被评为最高等级——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虚列，因此三等实际相当于最高等），自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位列三等的只有苏轼和前辈吴育两人。试毕，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时在官场与文坛都盛名如炽。

而苏辙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念皇帝为他延考的恩典，在对策中直指仁宗为政无纲，早年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近年的均税恤民之举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苏辙还抨击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说他“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并一连列举了历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乱之君，要求皇帝引以为戒。

23岁的小苏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据他后来说，这些论据实则“闻之道路”，也就是坊间流言，但他就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对当朝天子做出毫不客气的指控。

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评审官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苏辙是以赤子之心言时弊，言辞虽夸张但忧国之心可嘉；一派则认为他答非所问，且听信谣言，援引历代昏君来比喻今上，实在有累盛德。

幸好，宋仁宗不愧为仁厚开明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为苏辙的成绩一锤定音。最终，苏辙位列四等，虽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荣耀，但也于名于实都收获颇丰，在秘书省入了职。

考试结束后，宋仁宗不无欢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果然，三十年后，苏辙官至尚书右丞（按宋制，该职务有宰相权力），成为宋哲宗的宰相。

苏轼的仕途不如弟弟顺利，却在文坛取得了更大成就，化身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无冕之王。而这一切，与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届被推迟的制科密不可分。

不知是兄弟俩的名气改变了这场考试，还是这场考试改变了兄弟俩的一生。